一九七六年十月初，江青提出要用一辆北京型内燃机车拉她的专列去石家庄。当时，这台机车已经拉了一辆旅客快车到了沧州站，江青硬让这台机车立即返回拉她，把上千名旅客扔在沧州不管。专列行至保定时，江青说要睡觉，强行停车，坐上汽车在郊外兜风、采花。回来后，她又不去石家庄了，要列车速回北京，打乱了整个运行计划，使运输秩序多日不能恢复正常。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24日《清算“四人帮”破坏铁路运输的罪行》
10.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江青多次到天津，三次去小靳庄，都在天津西站上下车。按照国家规定，江青只能乘坐包车，但她非要乘坐一级专列。她所乘坐的专列，无论开到什么地方，都强行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实施警卫，调动大批的民兵、公安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参加警卫，仅车站就出动了一千七百六十多人次。致使一些干部不能工作，职工不能生产。每当江青的专列到站，强迫货车停运，客车晚点，站内停止调车作业，打乱了正常的运输计划，给铁路运输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天津日报》1977年2月21日《江青自恃特权》
11.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三次到宝坻县小靳庄，每次都路过宝坻车站。她的专列每次到宝坻站，都要求提前一天做好准备工作。站内提前腾空线路，停止营业，停止装卸，货车不准作业，客车不准停车。同时，还规定通过列车要低予三公里的速度，机车不准鸣笛，不许放汽，只许在远离车站的货物线悄悄通过。
江青一来，还把宝坻站搅得鸡犬不宁，装卸工一律轰出车站，客运业务中止，行李包裹停办，沿线五华里内戒严，许多工农兵旅客买票要到站外，乘车要绕道步行到几里路外的区间上车。区间路高坡陡，有的老人和小孩无法上下车。旅客怨声载道，怒不可遏。一次，下午五点多，江青的专列开到宝坻站，不见她下车。原来，她一个人正在车上睡觉。但却使车下几百人静静地站了一个多小时。
车站为绿化，十几年精心栽培的果木树，江青认为有碍于她的轿车出入，一声令下，被全部砍掉。
《天津日报》：1977年8月2日《祸国殃民的丑恶表演》
12.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江青到广州的石湾美术陶瓷厂。众所周知，从广州到石湾，只不过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可是，江青下令从北京给她调内燃机专列火车到广州。她从广州坐专列火车到佛山，再由佛山坐进口防弹小轿车到石湾美术陶瓷厂。使得一列火车从北京到广州来回空跑五千多公里，弄得当天的广三线停了三班火车，交通阻塞。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20日《党内资产阶级典型代表丑恶嘴脸的大暴露》
13.江青到青岛，一个人要用三架飞机，一架载人，一架载汽车，一架载供她上下飞机用的扶梯。江青看到一架沙发好，走后三天，又派专机来硬是抢走。
《大众日报》1976年12月6日《摆罪状、剥画皮狠批“四人帮”》
14.一九七一年，在江青未来青岛之前，她就通过其工作人员提出要注意保密和安全，头几天她不外出。但八月四日下午，她一下飞机到了住处几分钟就跑了出来，并提出马上到鲁迅公园和栈桥游逛。虽然工作人员提出此处没有准备，她还是非去不可。到了栈桥后，一些群众围拢过来，她洋洋得意，一会招手，一会鼓掌，一会奸笑，一会“问好”，招来了上万群众，致使道路堵塞得无法通行，后调来几百名战士做人墙，才把她弄出来。事后她大笑着问今天是有组织的，还是群众自发的，并说：“我今天最高兴，就喜欢这样的场面”。但“九、一三”事件后，她说这是聚众妄图谋害她，这就是所谓的“栈桥事件”。
八月五日，江青在海上照象，当时她为了照上太阳，一会要舰艇排成这个队形，一会又要排成那个队形，舰艇被弄得像穿梭一样来回改变队形，她照得洋洋得意，后来，这却成了所谓危及安全的事件。
八月六日，她从薛家岛回青岛，路上一时高兴，要捞取政治资本，一会叫在地里干活的人来照象，一会又叫打石头的人来照象，群众拿着镰刀、锄头跑了来，保卫人员为了保证安全，当场做了许多工作，这也成了危及其安全的事件。
六月十日晚。她迷里迷糊地上厕所，自己不小心跌在沙发上，这就是所谓的“沙发事件”。八月十二日，她要去看海岸炮，因她没按预定时间去，晚饭后，这里的施工部队认为天
已晚了，刚下了雨，她不会来了，为了不误明天施工，就开始放炮，这时她的汽车来了，有
一块小石头落在了距停车处较远的地方，这又是成了要谋害她的所谓“已实现的阴谋”，并
大作文章，下令要查清此案。这一来，当时负责这里施工并积极抓工作的一个副大队长就成
了罪人，被审查了三年多。
《大众日报》1976年12月2日《青岛市委召开批判大会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猛烈开炮》
15.江青根本不把服务员当人看待，动不动就向工作人员发脾气，扣帽子，轻者训斥，重则处罚，关押，直至开除。江青和林彪一样，整天怕风、怕光、怕声、怕出汗。夏天，她到人民大会堂，不叫工作人员开电扇，给其他领导准备的扇子也不准用。她洗手，洗脸用的水，必须保持在二十度左右，稍微有点凉或热，就大发雷霆，骂服务员是“干什么吃的”。有一次送饭，服务员走路的声音稍大一点，她就破口大骂：“怎么走路像驴一样，登登响。”并训斥这位服务员：“以后要穿用毛线勾的鞋，走道时，要小步快走，不带声音”。同她讲话也是这样，小了嫌听不清，大一点嫌振耳，捂着耳朵不听。她散步时，陪同人员必须与她的步调一致，她迈左脚，你不能迈右脚。有一位服务员从十七岁就为她服务，一直到三十四岁还不准人家结婚。人家提出自己的想法后，江青说人家“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满，不愿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戴上大帽子，被赶了出去。临走时，还不准这位服务员到自己宿舍去拿衣服。江青还用这件事吓唬其他工作人员，说“谁不听话，就开除她的党籍”。
《大众日报》1976年11月28日《江青是资产阶级典型代表》
16.江青，平时连洗手、洗脚、梳头、扣扣子，都要别人干，甚至让工作人员跪着给她穿袜子、穿鞋。稍不如意便骂人训人，甚至动手打人。有一次在人大会堂，江青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半路上她说要喝水，护士赶紧跑去拿，结果还嫌慢，不仅破口大骂，并把盛着开水的杯子朝护士头上砸去。工作人员周叔英控诉说，有一次江青要她把室内温度调整到二十六度。后来江青感到不舒服，就向她发脾气，说要她调整到二十七度，为什么只调到二十六度，硬逼着周叔英承认是要迫害她。周叔英感到委曲，就把江青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交代她把室内温度调整到二十六度的事说了一遍。江青一听就歇斯底里地大发淫威：“你敢顶嘴，我就关起你来!”就这样，周叔英被江青关了一年多。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21日《剥“四人帮”的骗人画皮看“四人帮”的丑恶嘴脸》
17.一次，江青来广州住在珠江河畔某处，夜里被嘈杂声扰醒，她命令公安人员封锁河面航道进行搜索追查，查出是一个工厂工人造船打风炮声。江青责令有关部门强行要这个车间停止夜班生产。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11日《深揭狠批“四人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8.江青对在她身边工作的人员，稍不如意就大加训斥、处罚。有一次，江青来到广州，有个警卫人员办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就大耍官威，罚警卫人员在严寒的冬天，脱光脚立正、跑步;这还不够，还把这位警卫恶狠狠地赶走。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10日《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还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19.每次给江青理发，理发员都是小心翼翼。她理发，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甚至碰着脑袋也不行。除此以外，她还怕风、怕声、怕出汗，臭毛病特别多，实在难伺候。她理发，还要有人陪她打扑克，她坐的沙发特别矮，理发员只能在后面蹲着甚至跪着给她理发。她打扑克总是乱动，每次理发，理发员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恐怕弄不好，给戴上顶“反革命”的帽子。
一次江青问理发员：“你看我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啊?”又说：“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不算资产阶级法权。”
《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5日《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20.江青平时借口怕声音，一定要服务员脱了鞋子，只穿袜子，才能进屋子，甚至借口穿卡其布之类的裤子走起路来会有磨擦声，就规定只能穿质地薄而柔软的裤子。
服务人员长得胖一点，就叫人家是“肥崽”。
《文汇报》1976年11月24日《白骨精丑态毕露》
21.每逢江青要来首都体育馆，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体育馆保持二十二度的恒温，并不准有一丝儿的风。有一万八千名观众，人多热度高，不能开窗，怎么可能保持二十二度的恒温呢?一九七三年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开幕式上，八月大热天，就因为有她到会，不准通风，使得有的引导员和在场内等候演出的人员晕倒，造成极坏影响。
江青每到首都馆，必须为她准备专用厕所，专用换衣间，厕所要放茶几和椅子，且要专人手捧热毛巾在门口守侯。
有一次，江青要看冰球比赛，要首都馆办到：她能看到比赛和全场观众，而观众和运动员却绝对不能发现她。
《体育报》1976年12月6日《无限信赖华主席狠揭猛批“四人帮”》
22.有一次，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上午十点钟飞机降落，她硬是不下飞机，让工作人员、飞机机组人员，饿着肚子一直等到下午二点多钟。她乘坐的汽车里面要喷上香水，车内
温度要调到同室内一样，车开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如遇有特殊情况，稍加制动她就大发雷霆。还有一次，江青无故大骂她的专车司机。司机实在忍无可忍，就顶了她几句。江青恼羞成怒，把这个司机撵出了中南海。这个司机气愤不平给江青贴了大字报，江青就下毒手给这个司机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判处二年徒刑。
《辽宁日报》1976年12月18日《江青比地主资本家还凶残》
23.江青在飞机上从来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道吃喝玩乐。她有时带猴子和鹧鸪鸟玩;有时则打桥牌，经常从起飞一直打到落地。除了玩就是玩，而且吃得特别挑剔，想吃什么就得给她准备什么。她吃口香糖，要护士把糖纸剥好，卷成花状，插上牙签，送到她嘴边。
她每次上下飞机，都是把汽车开到客梯口，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由工作人员架上飞机……。机组执行任务，没有一点人身自由，连和她同用一个厕所的权利都没有。为了不上厕所，机组人员再热再渴也不敢喝水。一次，一个机组人员实在憋不住了，就上了一次江青霸占的厕所，洗手时不小心掉了几滴水。江青见了大发雷霆，立即强令乘务员擦干。说飞机“不干净”，对她“不重视”。飞机稍有颠簸，她就把扑克一甩，抱着脑袋大声喊叫，把服务人员吓得赶快去前舱告诉机长，逼得机组不断改变高度层，在空中不敢用自动驾驶仪，整整四五个小时，飞行员手不敢离开驾驶杆，累得精疲力尽。
她像林彪一样，既怕阳光，又怕风，专门派一架三叉戟飞机试航广州，作堵风试验飞行，她派人坐在客舱里点燃香烟，冒的青烟直上才算合格。这样一次空机往返飞行就挥霍人民币二万多元。大型飞机上的厕所马桶本来就是比较讲究的，但江青还嫌不好，坐马桶怕硬、怕凉，硬要逼着做马桶垫子，开始做了一个布的她嫌粗嫌硬，不行。反复做了多次都不满意，直到做了一个里面是海绵，外面是白色金丝绒的马桶垫子才算交了帐。厕所里铺着地毯她还嫌不舒服，命令地毯下面再铺上海绵。
《解放军报》1976年12月20日《怀念厨恩来总理批判吸血鬼江青》
24.一次江青到海南兴隆农场时，在路旁的一家工人家属的婴孩受到外面车马的惊动，哭喊起来了。江青立即指使随从，闯进屋里，用手捂住婴孩的口，直到她离去才放手，婴儿差点窒息致死。
《南方日报》1976年12月25日《滔滔南海卷巨澜，穷追猛打“四人帮”》
25.江青装腔作势地要到车间参加劳动，但是一进车间大楼，遇到了风，急忙把头缩回，用围巾包上;听到机器声，忙用药棉把耳朵塞住。她装模作样地要同工人一起吃饭，还要吃
工人的饭。可是，工人们把饭端来，她一边吃一边大喊：“呕心死人了”，“上当了”。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8日《剥开江青画皮还其野心家真面目》
26.……江青为了到厂“劳动”，勒令工厂为她设置高级休息室、会议室，摆上沙发、茶几、称心如意的台灯，喝茶要喝高级茉莉花茶，她要去的地方得先用茉莉香熏一遍，挂上幔帐，连厕所也要专修，马桶要专用。……听到机器的声音就大叫：“吵死了!脑袋疼。”双手捂耳，抱头鼠窜。因而，为了她来“劳动”，车间生产的机器全部停下来，保持肃静。进了车间，她又嫌日光灯太亮。用毛巾蒙住眼晴，大叫：“太刺眼!太刺眼!我简直连头也不敢抬。”电工被迫连夜驱车跑遍北京各大商店，购买既要亮又不刺眼的高级水晶灯。江青的屁股还没坐下来，又嫌椅子硬，就派人去人民大会堂取来专用椅。
江青每次所谓“劳动”的时间都很短，装样子，她走后，工人还得给她返工。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她也花样翻新，丑态百出。除了骂人训人，自吹自擂之外，就是大谈吃喝玩乐，高兴了还要学着旧社会小贩的吆喝，怪声怪调地嚎几声。一会儿唱歌、唱戏，一会儿从兜里拿出镜子，照着镜子梳头。她还强令工厂在车间里为她设置运动场，把机器挪走，花一千元买来地毯，在厂房顶上安上专用吊灯。
《北京日报》1976年12月8日《江青的“第一需要”是当女皇》
27.一次，江青到广州，由于患了一点小病，就从上海、北京，山东等地请来四、五名医学专家，专门为她会诊，还请来一批护士伺候她。这段期间，她白天吃喝玩乐，晚上跳舞，看黄色电影，却不准这些医护人员离开住处半步，随时听候她的叫唤。这些医生足足等了整个冬天，才为她看了二、三次病。
《广州日报》1976年11月21日《衷心爱戴华主席，深揭狠批“四人帮”》
28.江青到广州，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一位眼科主任给她看眼病，用手电筒给她检查一下眼底，她怒斥说“光线太强!”叫医生立即走开。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22日《热情歌颂华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
29.一九七四年四月，江青到北京植物园，突然想起非洲桑给巴尔盛产丁香油，竟异想天开地下令北京园林局和植物园一起为她从丁香花中提炼丁香油。但是，北京的丁香花是木
犀科植物，非洲的丁香花是桃金娘科植物。根据这种情况，园林局的领导向她提供资料，说：“这种丁香花不能提炼丁香油”。可是江青强令非要从北京的丁香花中榨出丁香油来不可。
《北京日报》1977年2月6日《飞杨跋扈的大恶霸》
30.广东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揭发江青把珍贵历史文物占为己有的事实。一九七四年间，琼海县潭门公社草塘大队的十几位渔民，在西沙群岛北礁的海里捞到了一批铜钱。原物共重八百多斤，后经过三个多月时间的分类整理，才确定共有三百余种，其中二十余种只有一个。江青知道这事以后，立即下令把这套铜钱据为己有，并蛮横无理的说：“如果是单个的(指铜钱)，你们自己再去配套吧!”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14日《粤海风雷起横扫白骨堆》
31.一九七二年六月，江青在一个夜晚到林彪在广东的一个亲信的住所去“参观”，……她看到各种的陈设，指手划脚大发议论，什么“真是比刘文彩还刘文彩”哪，“是洋奴”哪，“这些家伙该杀头”哪，同时又大吹自己：“我住钓鱼台是住在工作人员的房子”呀，到外地去人家送的东西“我都没有带回来”呀，可是，一转眼，她看到一件舒适的新式尼龙躺椅，便砰然心动，脱口而出。“这个我办公有用处，腿可以搁起来”，并说这是“为革命所用嘛”。
《解放军报》1977年1月30日《江青“参观”林彪死党黑窝的拙劣表演》
32.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揭发，在几年里，江青亲自或者派人到这个单位进行掠夺共九十四次，劫走金表、玉器、瓷器、砚台、图章、笔墨、书画共一千零八十七件，各种图书(包括极端黄色的旧小说)四千六百多册。这些文物中，有不少是价值极高的珍品和精品。那么，她拿走这么多的文物和工艺品，给了钱没有呢?给了。请看一张部分的帐单子：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一块，付款七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一件，付款一角。
乾隆自用三羊玉佩一件，付款一角。
明代吴天章所造墨一锭，付款二分。
象牙杆狼毫笔一枝，付款一分。
江青劫走的全部文物，粗粗估价，约值十三万一千二百元，江青付出的全部款项是二十元六角四分，相当于原价的六百五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他掠夺贪污了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元。
《文物》1977年第一期《清算江青劫掠文物的罪行》
33.“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以“照顾领导”的名义，给王洪文的“生活补助费”逐年增加：一九七○年以前，每季度二百元;一九七三年每季度三百元;一九七四年每季度五百元。光是一九七四年九月，王洪文一人拿到的所谓“补助”，就有二千一百四十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住房由两间发展到四间，进而发展为一座二层楼的洋房，甚至占据几处洋房。他对他在北京的面积有七百多平方米的设备齐全的一处楼房不满意，指令要改造和扩建。
《解放军报》1977年1月25日《“四人帮”和苏修叛徒集团都是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吸血鬼》
34.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到农村某大队视察，以关心妇女为名，说“我支持妇女造反”。他还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王洪文那天到大队来，手拿一把摺扇，梳着油光光的分头，……怕骄阳，更怕群众，只在附近队办企业里走马观花转了一圈，……他一到大队，立即戒备森严，不准院子里的人进出，也不准外面的社员进来。并派人控制了大队电话机，不准人通电话。他还专门带了精致的冷藏保温瓶。里边放着冰毛巾。
《浙江日报》1976年11月22日《紧跟华主席狠斗“四人帮”》
35.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间，王洪文回到上海，以“试戴”为名，一次就从上海手表厂拿走手表二百只。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9日《“四人帮”破坏市场供应用心险恶》
36.王洪文到南京某部队，住在那里，傲气十足，盛气凌人，对工作人员不理睬，动不动就发脾气。他住的楼房周围，不准有一点动静，甚至连狗叫一声，他也要大发雷霆、训斥工作人员，使人无所适从。
他去浙江，一架飞机就要四架飞机保护。
《新华日报》1976年12月11日《南京部队某招待所指导员和职工列举事实赞颂敬爱的周总理揭露批判“四人帮”》
37.一九七五年王洪文回到上海，整天好酒不离口、好烟不离手。由于吃太多引起嗓子痛，还硬要医务人员给他检查“病情”。当医生劝他今后少喝一点酒，少抽一点烟时，王勃然大怒，骂医生“没有本事”。他们巧取豪夺，把医院变成养尊处优的“安乐窝”。王的一个工作人员的亲信生病住院，一张药方就花去了六百元。
王的一个朋友输液时有反应，王跑到医院要“把人抓起来”，进行政治迫害。他们吃的药全要外国进口，就连补牙齿用的金子，还要医院从国外进口。
《解放日报》1976年11月29日《“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38.一九七四年，某工程部队建成了一处楼房，这座楼房设备齐全，面积有七百多平方米，车库、厨房等应有尽有。王洪文认为这处房子座落的位置不错，但他认为，这房子还不高级，还不宽敞，于是就指令给他改建扩建。改建，就是要全部安上通风设备，要像林彪的房子一样。于是，刚竣工的楼房，墙壁又被掘开了，水磨石的地面不得不挖掉，走廊也只好拆除，搞了个一塌糊涂。扩建，就是要挨着这处房子，为他专建一个供他看电影、打羽毛球和开会的富丽堂皇的“三用大厅”。大厅的样式不按照某外国元首的住房设计不行。王洪文为了使屋内的设备称心如意，派其秘书到上海展览馆等处寻找查看，拍下照片，他再根据照片选定。他要在房中增设大型冷风机，还要增设调光器，使房子的灯光要亮慢慢地亮起来，要暗慢慢地暗下去。他还别出心裁，要给房子安一套热水循环装置，说是要供他洗手用。
为了完成房子的改建和扩建，一百六十多人整整干了七个月才勉强完成任务。他一个人的住房面积，仅这一处就有一千七百多平方米，不算人工，仅材料费的价值，如果用来为部队修盖营房，就足够解决一个团的住房问题。
这个“安乐窝”建成十个多月来，直到“四人帮”垮台，王洪文只来住过两次，每次都只有五六天时间，和起来不到半个月。他第一次住过后一口气就提了二十条意见，责令马上修改;第二次住过后又提了十条。他提出，院子里要有养鱼池，池里要有假山，还要有自动喷水头。他提出，门锁有响声，要换;他提出，门的隔音不良，让加上密封条。
为了给王洪文装配供他打羽毛球的大厅里的灯光，把战士们折腾得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大厅的华灯开始是一般的大灯泡，白亮白亮，王洪文嫌调色不够，要求把灯光变成有色的，这样可以与羽毛球分辨开来。第二次战士们换了一百二十五个兰色灯泡，可以调色了，但王洪文又嫌光线不足，命令再换。第三次，战士们加了四十八条日光灯，谁知这个吸血鬼又嫌刺眼，叫施工人员连夜改装。他们把几组日光灯从地下打到顶棚上，然后让灯光反照下来。然而王洪文仍然说太晃眼，最后下令叫把这些灯全部卸掉，换成碘钨灯。
《解放军报》1976年12月30日《吸血鬼王洪文的一处“安乐窝”》
39.一九七六年八月唐山地震，王洪文派人到上棉三十一厂，布置监造什么“八○五秘密特急工程”。材料半夜从外厂偷偷运进，欺骗工人日夜不停地加工，花了二万多元钱，结果造的是四只高级防震床，专程送给“四人帮”享用。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4日《纺织工人愤怒清算大工贼王洪文滔天罪行》
40.王洪文一个人就霸占了八部汽车，去外地给他坐“三叉戟”飞机还嫌不舒服，要坐“波音707”。
《南方日报》1976年11月10日《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还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