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双方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养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养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之后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他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继了。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刘允斌与玛拉及女儿、儿子在苏联，1950年，刘允斌与同班同学玛拉.费德托娃结婚。1952年5月，生女索尼娅（中文名苏苏）1955年生子阿廖沙（中文名辽辽）

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有时晚上也不回南区宿舍，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抽烟。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1962年8月，关键的钸分离工厂尚未设计，苏联就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在内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202厂初具规模以后，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包头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个核燃料工艺室并入该厂，成为第二研究室，并把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全套人马全部调去。

刘允斌自杀之谜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造反派对他大声叱喝：过去你们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实实下来劳动。刘允斌不明白自己过去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工作为什么不算劳动。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劳动最光荣，劳动是第一需要。他下去劳动了。打扫卫生时，他不改认真负责的本色，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挖阴沟时，别人偷着休息，他一个人弓着腰，挥汗如雨地把淤泥一勺一勺地掏得清清爽爽。

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造反派林立，闹得鸡犬不宁。刘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在这些日子里刘允斌和李妙秀夫妻俩过着孤立无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们的好心人，也爱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对从山东来的，开始时帮他们做饭、后来帮他们领两个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们检举揭发刘允斌，但他们心地善良，回答很干脆：我们只帮他们做饭带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造反派见没有油水可捞，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封了房子。弄得两位老人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也在202厂工作的儿子家中。在艰苦的日子里，他们仍然把刘允斌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核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与刘少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