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一是基尼系数。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还没有公布，最新数据是2018年的，截至2018年，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3年回升。

二是居民收入中位数和平均数的比值。在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均衡的国家或者地区，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和平均数差距不大。但是在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国家，高收入群体会让很多低收入人群感到“被平均”，中位数和平均数有差距。而且收入分配越不公平，两者的差距越大，即中位数和平均数的比值越小。

我们看到，中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口径的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和平均数的比值2016年以来整体在不断下滑，反映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拉大。

再来看不同群体持有资产规模差距的扩大。相比于收入分配，资产分布不均等更为严重，富人群体持有的资产比例更高。

一是根据招商银行的私人财富报告，可投资产超过1千万的高净值人群，从2006年的18.1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97万人。这些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产总规模，从2006年的5.2万亿，提高到2018年的61.0万亿，占全部个人持有的可投资产比例，同期从20.0%上升到32.0%。

二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4月发布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结果，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两者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的资产分布不均。

这个调查还显示，资产规模最低的20%家庭，持有的资产仅占全部家庭资产的2.6%，而资产规模最高的20%家庭持有资产占比达到63.0%，其中资产规模最高的10%家庭持有资产占比达到了47.5%。

相比于收入，财富分化更大，也符合国际规律。2009年到2018年主要国家中除法国外，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60%以上，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财富分化问题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严峻。

最后来看债务压力。衡量居民部门的偿债负担，通常喜欢用居民杠杆率，即居民债务余额/GDP，但这个指标没有充分考虑到GDP在各个国家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用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更为客观。中国以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口径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测算的这一偿债指标，已高于美国、日本和法国。

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中国的消费增速不断下滑了，沉重的债务压力，让中国人不得不变得节省。

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居民债务，可以发现资产越少的人，债务压力越大。上文提到的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结果显示，资产规模越低，有负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越高。

房贷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债务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5-2017年新购房有负债的家庭中，收入越低的家庭，债务收入比越高。收入最低的20%家庭债务收入比为13.7，收入最高的20%家庭债务收入比也有1.8，都要比城乡调查口径下的2017年债务收入比1.1更高。

总结一下，经济增长放缓后，新增的蛋糕变小，围绕这部分蛋糕的竞争加剧，结果自然是收入分化，而财富的分化会比收入分化更大。加上债务压力更集中在低收入和低资产的人群手里，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呈现M型。少数富人群体有能力去消费更多的高端消费品和奢侈品，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追求性价比，大众化的品牌也能得到青睐，整个社会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并存。

消费分级也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常用的物价指标CPI，衡量的主要是大众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最近两年受猪肉的影响也很大，CPI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化的能力是在不断减弱的。

今年四季度CPI同比会继续走低，核心CPI同比可能已经触底但不会有大的反弹压力。如果只盯着CPI和核心CPI，而忽视了消费分级背景下，一些供给短缺而又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优质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以及一线城市房产在涨价的事实，可能会误认为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宽松空间。货币政策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考虑物价，在防风险、稳增长和治通胀中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