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的很多种族主义政策和情绪，包括针对加拿大原住民的种族主义，都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的一个分支。不幸的是，这一理论正在复活，这次是以批判性种族理论（CRT）的名义。

达尔文在1859年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指出，动物和植物需要适应其环境。通过这一观察，他建议一个物种的成功与否具体取决于它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能适应的物种幸存下来，成为下一代的父母，而未能适应的物种几乎没有后代。

达尔文称这个过程为“自然选择”。

达尔文的书出版后不久，英国生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扩展了自然选择的概念，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词。用在人类这里，斯宾塞认为，一些种族和民族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其它种族和民族的适应度更高。因此，他认为，适应度最高的种族更有可能生存和繁殖，而那些不适应的种族更有可能减少和灭亡。

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的理论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假定个人及其群体对自然选择和生存压力的反应与动物和植物相同。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人口因地而异，以及为什么一些种族能够成功地扩展到其它种族的领土上。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欧被广泛接受，为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根据。纳粹德国接受这一理论，作为它对智障人士、犹太人和其他各种“非雅利安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的理由。

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减缓了，但未能停止，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和证明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合理性。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在当今社会交往中仍是一个隐含的假设。

令人惊讶的是，过去遭受过严重歧视的少数群体现在似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对他人进行评估。最明显的例子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它假设所有“白人”都比所有其他群体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因此这种信念导致白人歧视黑人、土着人等。批判性种族理论将这个想法视作公理。

打种族牌

虽然这种说法是谬误的，但少数群体依然利用它来证明他们对多数群体成员的敌意是正当的。例如，在7月的第一周，加拿大缅尼托巴省（Manitoba）省长布赖恩‧帕利斯特（Brian Pallister）就温尼伯市（Winnipeg）推倒维多利亚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雕像一事发表了公开声明：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的遗产，就像我们需要互相尊重一样。来到这里的人——无论是建国之前，还是建国以后——并不是到这里来摧毁任何东西的。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建造。他们来建造更好的。”

马尼托巴酋长大会（the Assembly of Manitoba Chiefs， AMC）将省长的言论描述为“可以想像到的最糟糕的种族主义狗哨”。（注：狗哨政治指使用隐性信息，或以模棱两可的语言，向特定人群传递政治信息的手法。）

省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NDP）领袖、土着瓦布‧基纽（Wab Kinew）表示：“我要问的是，每一个加拿大枢密院内阁部长，你是否支持帕利斯特先生的种族主义言论？你同意克拉克部长吗？”他指的是前土着和北方关系部长（indigenous and northern relations）艾琳‧克拉克（Eileen Clarke），她因帕利斯特的言论而辞职。

重读帕利斯特省长的话，你能看到关于土着人民（或任何种族）的贬低性言论吗？

他只是说，许多到马尼托巴的移民对建设社区持积极态度。即便如此，种族主义的指控仍然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继续，省长和他的新土着和北方关系部长阿兰‧拉吉莫迪尔（Alan Lagimodiere）受到严苛的谴责，不只一次，而是多次。

帕利斯特和拉吉莫迪尔是“种族主义者”，只因为酋长大会和瓦布‧基纽这么说吗？

像这样的公然指控被称为“打种族牌”。

这意味着，某些种族和族裔血统的人可以很快地以轻蔑的方式攻击对手，从而结束辩论。换句话说，这些人可以随便地对其他人进行不受惩罚的人身攻击，迫使他们退缩，甚至道歉，无论他们的言论多么无辜。

像酋长大会和基纽这样的活动家正在复兴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声称种族根本不同，而且往往相互敌视。他们从事的是权力掠夺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意即你死我活，只有一个赢家）。这与加拿大渴望实现的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

这些新种族主义者不愿意进行民间对话或和解，他们的目标是分裂加拿大人。

自由和有力的辩论

显然，在激烈的讨论和辩论中，人们很容易被误解。但是，要使民间话语有效，人们必须不断克服这些固有的困难。人们必须有宽容、谦卑和同情心，尤其是在与不同种族和种族群体的人互动时。

但是，当一些人用贬义词称呼其他人，如“种族主义”和“狗哨政治”时，公民话语、正义和民主就变得越来越脆弱。

加拿大，即使有她所有的缺点，也需要维护自由和有力的辩论，让所有人都能积极讨论政策，让人们不用担心被贬义词称呼，不用担心被说成是不可救药的。

正义和民主取决于加拿大人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提出主张。为了全体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现在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生攻击送到历史的垃圾箱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

罗德尼‧克利夫顿（Rodney A. Clifton）是马尼托巴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名誉教授，也是公共政策前沿中心（the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他与马克‧德‧沃尔夫（Mark de Wolf）共同主编了《从真理到和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的评估》（From Truth Comes Reconciliati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Report）一书，该书可从公共政策前沿中心和亚马逊订购。

原文：“Social Darwinism and‘Playing the Race Card’”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