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湾区的时候，我遇到了许多美国自由派的人士，他们当时对东欧共产主义垮台很不高兴，他们觉得美国资本主义胜利了。所以他们对美国的立国原则本身表示极大的怀疑，所以我对这个非常不满。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很大的区别就是，保守派一般来讲是比较反共的，自由派不怎么讲反共。那么在中国、在东欧的情况下，自由派的人士都是反共的，像瓦特罗·哈勃、安德鲁·萨科罗、刘晓波等，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都是自由派，在共产主义极权下的自由派，和美国的保守派在反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他们是非常默契配合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从共产主义极权专制里生活过，逃到美国呼吸自由空气的这些人士，他们都比较认同美国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反共的这些人士的主张。所以从反共的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自由派、保守派在美国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美国很大的危险，是“让认不清美国制度优越性的左派当选”

我觉得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让这些认不清美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这些左派人士当选，这对我来讲，是非常不幸的。

这有可能跟我当时所就读的学校有关系，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个地方上学，那个地方一般来讲政治气氛都比较偏左，而且是很偏左的，尤其是讲到中国，很多左倾的朋友他们也关心人权，但是他们就喜欢就事论事，哪个人被抓了，哪个人被抓进监狱里了，他们走的是大赦国际那条道路，是个案性的。对于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迫害，为什么共产党的治国根本原则会导致这些残忍的人权危害，他一般来讲不讲那么深。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从知识层面来讲，这个是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背叛，我是不会跟那种人沆瀣一气的。所以我基本上的政治取向就在那个时候决定的，因为这与我在湾区的七年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知识困境:左倾右倾的标签实际上对某类人不合适

在美国，对我们这样的人，左倾右倾的这个标签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在美国算是比较右的，但在中国那个政治环境中，我是非常自由派的。凡是中国自由派的人士，都反对共产党。

这是一种知识上的困境，我觉得几乎所有从东欧、从前苏联移民到西方的人都有这么一种经历。

对中美关系结构性弊端，川普政府“有非常大胆的勇气去改变它”

川普时期，他对美中关系非常结构性的弊端，他不仅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有非常大胆的勇气去改变它。

认识到美中之间的弊端，实际上不是从川普时期开始的。二、三十年以来，都有这么一个认识，甚至在美国政府很大一部分人，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就觉得中国和美国在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下，不可能长期共存。但是没有多少人像蓬佩奥国务卿这样有政治勇气的人去改变它。所以说，要做起事情来，这个是比较难的，认识到事情的毛病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不仅是中美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上、一系列政策上，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美国的中东政策，我想，从克林顿开始的时候就讲美国要坚决支持以色列，要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很多总统竞选人都承诺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那么做。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说到做到。

这就使川普总统他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有很大的信誉，因为美国这边说什么事情，国际社会都觉得会有结果的。所以说对华政策也一样，我们真是说到做到。

“蓬佩奥是在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伟大的国务卿；一位扭转乾坤的人”

我说，蓬佩奥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伟大的国务卿，包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这从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来讲。美国的国务卿至今为止有71位。

美国的国务卿基本上绝大多数是事务性的，他们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是有问题去处理，把国家之间的关系搞得比较平和一些。而真正有大作为的，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整个的国际外交有重大影响的国务卿，真的没有几个。

你可以掰着手指头数一下，在美国历史上担任国务卿最长的，就是在小罗斯福总统的时候，从1933年一直到1945年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他当了12年国务卿，而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专注于事务性的。

美国国务卿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托马斯·杰弗逊，杰弗逊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时候的国务卿，他就是开国功臣，但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实际上他也是犹犹豫豫的，左右摇摆。当时因为美国建国之初，很多事情也不是特别清楚。比如对法国的关系，对英国的关系，都是走来走去，没有太多的定向。当然杰弗逊是一位很伟大的总统和美国的开国元勋，这是功不可没的。

真正有一位国务卿，他可以扭转60年美国整个的全球战略，他可以扭转美国对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政策和方向，除了蓬佩奥没有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他的政策的效果来讲，他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

“我和蓬佩奥之间无话不谈、互相信任，有一定的缘份”

实际上给国务卿做参谋的有一大堆人，我呢是跟他关系特别好，我们之间有话呢没有什么遮拦，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是要坦承、要开诚布公，有什么就说什么。我是他的参谋，所以他有什么事情，他也是亲躬下问，他也不隐蔽的。再加上在美国的高层圈子里，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有那么一个思想转变的人，还有在语言上，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上有切身经历或者有一定研究的人不多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我可以用比较权威的声音来发表一些意见。这个意见，我很荣幸被很多人采纳了，尤其是国务卿，还有白宫的一些高级人员，他们都比较重视我的讲话。

这个我觉得不见得是我有什么新的发明，从我的同事那里学了很多；再加上我本人就是教中国历史的，尤其是对中国的国防外交、国际政治，在学术方面还是做了一些研究的。所以这样一来比较如鱼得水。这个当然有机遇，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和蓬佩奥之间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缘份。

（未完，敬请关注后续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