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本台记者本次的采访对象中，多数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拐卖市场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形成。

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回忆他们那一代六、七十年代在乡村当知青时，很少听到有人口拐卖的事情，‌‌”毛时代这种情况是相当少的，他把每个人都定得死死的，人走不了啊，人员没有流动性；连人都快饿死了，都没有办法到城里面去讨饭，那些女子你怎么去倒卖嘛？‌‌“

1980年代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同时也开始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学家易富贤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导致性别比失调，是妇女拐卖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一胎化政策导致了选择性堕胎，由于传统上偏爱男孩，受害者往往是女性，这导致中国性别比从1980年代就不断攀升，‌‌”到2000年代的时候是100个女孩对应120个男孩。到了近期2020年，在实行二胎政策之后，性别比才下降到100比111，但这仍然高出正常的范围。‌‌“

人口学一般认为，正常的性别比是男女比例保持在100比104-107。但根据去年完成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490万。中国第一财经网在报道中指出，这种性别比意味着，在婚育期的人群中，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

光棍村的形成

性别比失衡还有可能促发了光棍村数量的增加。易富贤认为，光棍村的问题以前就存在，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贫穷乡村的男子娶亲难，但人口政策导致的性别不平衡加剧了光棍村的问题，使其从个例变成普遍现象。

美国三一学院农业学荣休教授文贯中则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流动也是光棍村形成的重要原因，‌‌”本来就性别比例失调，现在又有了人口自由流动，当地女子就大量外出，当地比较能干的男子也是外出，因此就留下了那种比较‌‌‘老实巴交’的男子，当然他们仍然有人所固有的那些欲望。‌‌“

凤凰周刊2019年根据媒体对光棍村的报道，绘制了一幅不完全的中国光棍村分布图，其中包括甘肃、河南、陕西、安徽、重庆、贵州、广西和海南等省市。报道强调，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光棍村还有更多。

而文贯中所说的留守在光棍村里的那些‌‌”老实巴交‌‌“的男子，似乎也正是被拐妇女买家的典型形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助理教授熊婉茹2月24日在财新博客上发表文章，通过整理案卷中的996个拐卖妇女案例揭示出，收买被拐卖妇女的男性普遍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

熊婉茹认为，在经济发展、人口流动以及性别比失衡等因素层层挤压之下，留在农村的贫困男性陷入了无人可娶的绝境中。

乡村的生与死及其‌‌”反抗‌‌“

熊婉茹似乎是在为这些无人可娶的农村男性叫屈。在铁链女形成的舆论风潮中，这是少有的声音。

对这些男性抱有同情的还有中国作家贾平凹。他在2016年发表了以被拐妇女为主角的小说《极花》，他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拐卖）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但这一说法最近被网友挖出来后，引起巨大的反弹。一度有人在社媒上愤怒地驳斥贾平凹说，如果那些光棍村要用锁链来防止老婆逃跑，那就让他们断子绝孙吧。这类似的发帖在社媒上获得极高的点赞和转推率。

在这些舆论中，乡村仅仅成了评头论足的对象，正如铁链女不被村民关心一样，乡村自身的生与死也无人关心。而这似乎是中国舆论界谈到妇女拐卖时的一贯论调。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后李磊2017年在学术期刊《德州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为此抱不平说，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结构性剥削愈演愈烈，农村强壮劳动力不断被吞噬，自然村不断在加速消亡，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他说，农村、农民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段进行发声反抗，只能在日常生活之中苟延残喘，默默承受，但绝不能断子绝孙，因为这是他们的底线。一旦剥夺触及到了这一底线，他们就只能通过不合法的暴力行为来反抗。言下之意，他把拐卖妇女看作是农村的一种不合法‌‌”反抗‌‌“。

这或许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这种观点抱有同情，他告诉本台，拐卖妇女固然要打击，但农村男子的娶亲问题应该想办法帮助解决，‌‌”现在很多所谓妇女拐卖都是通过非法的婚姻中介，它是地下的，实际上做着买卖的事。所以，应该让相应的婚姻中介浮出水面，到地面上来，才好规范、管理。所以需要一定的法律，哪怕你是地方性的。‌‌“

他建议说，针对目前男多女少的现实条件，甚至可以采取一妻多夫的制度，因为人类历史上有类似的先例，‌‌”1650年，德国纽伦堡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鉴于在三十年战争中有大量的人死于战争、瘟疫和饥荒，要恢复人口，明确提出，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妻子。‌‌“

政府的办法

政府似乎并不缺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正在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就在上周，中共公安部也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但政府坚决的‌‌”口吻‌‌“并没有平息社媒上对铁链女事件的愤怒和关注。3月8日，国际三八妇女节，网民在微博上、微信上贴出大量铁链女的照片、图画和视频，以示提醒和警示。有网友在微信上发帖说，‌‌”我们不停地努力，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热度没了，我们就输了。‌‌“他们对政府的能力似乎充满疑虑。

19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进行过多次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项行动，但并未能有效清除人口拐卖的现象。

前述那位警员分析说，这种运动式执法的确效果有限，‌‌”所以，我觉得应该静下心来。我当了多年警察，我常常想应该如何改进公安工作一盘棋，提高它的管理，让这种管理切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纽约州立大学的学者郑恬恬则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单纯依靠自上而下打击拐卖的行动，结合民间组织，尤其是妇女团体来应对妇女拐卖的问题。

但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包括‌‌”中国妇权‌‌“这样的组织，尤其是有海外背景的民间权益组织，就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它们在妇女儿童权益等领域的作用已大为削弱。张菁告诉本台，‌‌”中国妇权‌‌“大约有五年时间是做援救的在地行动，但总共只营救了28个妇女儿童，‌‌”这个（营救）比例确实非常非常低，让人确实感觉很心酸，因为有那么大的群体。‌‌“

从这次铁链女事件可以看到，起推动作用的并没有民间组织的角色，而主要是在社媒平台表达的民意。

结语：春天最美好的声音

借铁链女事件喷发出的汹涌民意似乎成了被拐妇女在这个春天可以听到的最美好的声音。对揭露铁链女真相起到关键作用的前记者邓飞，3月5日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转帖了河南省要求全面排查农村‌‌”已婚智力、精神残疾妇女‌‌“情况的通知，他附上一句短评，‌‌”改变正在发生。‌”

但对于很多外界甚至不知道身在何处的被拐妇女来说，她们的春天将在何时到来，人们仍在期待。

（记者：王允责编：申铧网编：洪伟本台记者唐家婕、Isaak Liu对这篇报道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