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文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