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右派的人，人人都有一部苦难史。（网络图片）

被打成右派的人，人人都有一部苦难史，我也一样。但与众不同的是，我却造就了一位二级教授。今天我就如实叙述这段戏剧性苦难史：

1954年秋，我19岁，性格开朗活泼，助人为乐，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华东水利学院（现改名河海大学）水文系。1955年夏，华东水利学院按中央统一部署在师生中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只因我父亲在台湾军界任职，我即被系政治辅导员吴枫选定为斗争对象，被斗七天七夜才过关。其时，校内有三千名学生，运动指标是“肃”出5％的“反革命”。在一个月内，斗争400余人，处分60余人，逮捕十多人。次年予以复核，证明全部为冤枉。

本来嘛，1949年时年仅13岁左右的学生娃娃，后来又一直受共产党教育、监管，与国民党毫无关系，何来5％的“反革命”？何必非要逼着学生们互相咬来咬去？完全是这些官老爷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祟，自己想虚报成绩达到升官目的，不惜牺牲学生的前程和身心健康。群众对极左主义领导颇为不满。我曾为一位冤枉为“美蒋派遣特务”和另一位“包庇反革命”的同学向学校申诉，汪大年却是个心地善良之人，听了我的汇报，经过调查，给他们平反了。因为这件事，我在同学中的道德威信较高。汪大年还作了“肃反善后工作”的报告，所有被冤枉的师生均得到平反，并要求乱定肃反斗争对象的政治辅导员和瞎斗人的积极份子向被斗同学道歉。但是，这些极左份子拒绝认错道歉，被斗者与他们间的矛盾隔阂日深。

1957年春，党中央“诚心诚意”号召党外人士“助党整风”，6月4日校领导决定停课“鸣放”，鼓励师生，尤其共青团员要带头向领导提意见。我被同学全票选为“水文三年级鸣放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本年级同学“鸣放”，主持鸣放会议，也就是让同学们对学校各级领导的工作提意见。6月8日，我忽然被校党委、团委、学生会“委任”为全校“民主讲坛”的“主席”（钓鱼！），要我主持大会，会上我作了题为《争论一下，争出个真理来》的“开幕词”，其中有“肃反运动是三大主义的结晶”一句，有人就把这句篡改为“开幕词”的标题，后来在“南京市高校反右派学习资料”中刊出，成为重点批判内容之一。

我在1979年的“申诉书”中，为此话辩护。因为毛泽东及党中央的肃反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这次整风的目标又是整“三大主义”，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1955年华东水利学院整出这么多“反革命”，后来证明全是假的，这些人全被冤枉了，不是“冤枉一个好人”，而是“专门冤枉好人”。犯这种严重错误的根源就是“三大主义”，不应批评吗？但当时不允许我为自己辩护，只得任别人给自己定罪戴帽子。

其实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刊出，社论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号子，但是当日报纸尚未给同学公布，我尚被蒙在鼓里，就这样被校党委骗上“民主讲坛主席”的位子。在不久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党委先肯定那次“民主讲坛”是右派向党进攻，指我主持“民主讲坛”大会带头“向党进攻”，被第一个划为“极右份子”，受到“开除团籍、学籍，留校监督劳动”的处分，受罪22年零5个月。我太幼稚了，被人哄了，钓了鱼，中了“阳谋诡计”，被“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与我一道在校监督劳动的有二十多个右派，每天干强体力劳动，拖扳车、扫马路、扫厕所，什么都干，每月只给12元（当时相当8美元）的生活费，吃不饱饭。说我是“反面教员”，其实是杀鸡吓猴，以“教育”广大学生老实些，别再对领导提意见。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每天劳动之余依然饿着肚子继续搞科研。1957年秋，我写出三篇科技论文，老师审阅后认为颇有价值。我请求校方允许在校庆（10月26日）科研报告会上发表，被拒绝，理由是“右派无发表权！”一年后，在图书馆我看到新书《全国第一届水文预报工作会议文集》，读到了赵人俊署名的论文《两种槽蓄曲线的建议》。赵人俊是我的水文预报课讲师，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还负责监督我的思想改造，我曾把该论文送他审阅，后因受处分，无遐顾及此事，未索回。我发现该论文的“前言”及“第二种槽蓄曲线方程式”完全抄自我送他审阅的论文稿，且使用的文字、外文符号、公式形式均系直抄，略有删节。会议主持人水利部华士干教授对我这部分内容评价很高（当时他尚不知此文系我所作），我极为惊喜。盖因中央对右派处理有“一技之长可从宽处理”政策，还有“立功赎罪”之说。那时能发表论文是稀罕事，何况又是有较高价值的论文。我幻想可因此摘帽。遂夜访赵老师，冀他提携。我祝贺他论文发表，他说：“这是会议交流论文，刊出并无稿费。”以为我来分享稿费矣。我吞吞吐吐说：“我发现你论文中的论点、公式与我送你审阅的论文很雷同。”他惊讶地说：“喔，你那篇论文我还未阅过呢。”我听了似五雷轰顶，分明想剽窃我论文了，就说：“那就请把论文原稿退还我吧，我想进一步研究。”他进房十分钟后出来说：“找不到了，也许给孩子弄丢了。”并警告我“要努力改造好思想才有出路，别异想天开，指望一、二篇论文能救你。”我空手而回，万分苦恼，不明白堂堂一讲师何必要剽窃学生之作，而不肯施以援手。世事难料，人心叵测。雪中送炭者寡，落井下石者众。我决定向上申诉，不放弃救命稻草。遂写信给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冯冲云（他在文革中被害死），报告他，该论文是我所写。不敢说赵剽窃我的论文，只能说由赵老师代发表了。

希望领导看到我的一点才华和贡献，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安排个小工作，有口饭吃，可以赡养老母亲。59年11月某日，我被召到水文系总支书记办公室，他取出一信交我，说：“这是冯部长来信，你看看。”一信二纸，一页给党委：“史伏初来信转阅，请党委核实他所反映情况，应按政策处理。”另一页给我：“你要好好改造思想，仍有前途，学院会按政策处理的。”总支书说：“赵先生已承认他论文中摘录了你送阅论文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检查，你要好好改造，学校会按冯部长指示办的。”谁知这件事引发校内许多极左干部的妒恨，说我“反动立场不改，继续攻击污蔑党员”。

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社论：“攻击党员个人就是攻击整个党！”说我向冯部长写信，含沙射影攻击赵人俊（党员），就是攻击共产党，绝不予宽大，不予摘帽。呜呼，一旦中了“阳谋”，就成了人人可以宰杀的畜生！被冤枉为右派，戴上这无形的“右派帽子”后，就莫名其妙被剥夺了公民权，也被剥夺了为国贡献发表科技论文的权利。而党员却赋予了任意掠夺、剽窃他人科技成果的特权。真没想到，业余搞科研竟会获罪！

我以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后来的六年中继续进行研究，每天八小时劳动后，夜里从18点到24点不停研究，又写出五篇科技论文：《洪流演算新方法》、《雨洪径流计算新方法》、《小流域暴雨径流计算》、《天然河流流量公式及其应用》、《退水过程》，共约二十万字篇幅。曾多次寄《水利学报》等期刊请求发表，几个月后收到编辑部来信：“都知你是右派，右派无权发表论文，今后别再寄来了。”真是爱国无路，报国无门啊！科技创造有时效性，不及时发表就会丧失价值，国内既不允发表，应设法到国外去发表，不敢指望到美国、台湾、香港等西方去，那有杀头的风险。当时我认为苏共比中共开明，比较重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于是在1963～1964年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写信联系，此信被当局截查到，立即被逮捕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