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反右”运动，最令人后怕的还不是“比例高”，甚至还不是“莫须有”，而是所谓的“引蛇出洞”！这一点毛比秦侩更高明：您瞧，报纸电台昨天还在宣扬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忽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是为什么？”“是毒草就要锄”！甭说稚嫩的学生。很多“右派”本不想发言，只是在党的一再号召下被“引”成右派的。发了什么言？大到对党中央，小到对支部书记个人提意见，就是“反党”；远到对俄国侵占满清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不满，近到对苏联教材有看法，就是“反苏”。尤其是“反苏”这顶帽子，最最冤枉：一则青年学生容易犯“爱国病”；再则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自赫鲁晓夫20大作反斯大林报告以后，我党早已和苏共有分歧，只是没公开而已。您瞧，毛的内心早已经“反苏”了，却还要给娃娃们套“反苏”的右派帽子！呜呼！我实在找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其居心叵测的程度！

55万“右派”，以四口之家算，就株连到220万，再以亲戚朋友也要被影响算，何止千万？有人也许要问：右派不是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吗？请看两个实例：我校百年校庆时班上同学聚会，我班一位当年被“发配”到新疆的（不让他们五年毕业，故意提早一年，于60年统统“发配”新疆）右派同学介绍了两个“屈死”同类的典型：一个在矿坑里劳动，天生只能干最危险的活，由于根本不会把他当“人民”看，在一次爆破前，连他出来没有也无人留意，就按动了电钮，轰隆一声的结果——他父母来收尸，1.8米的儿子连1米都拼不到，还不敢抱尸痛哭！另一个右派则正好相反，死得无声无息：由于单人住在一个偏远的破屋里，究竟是病死还是饿死？后来已无从判别。只是多天以后，忽然觉得村里苍蝇大增，才寻源发现了那块千疮百孔的“腐肉”！那时作为人的“右派”，或作为“右派”的人的价值，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想像的！

三、回忆“三年困难”时期

“饿殍遍野”这句成语，想必在小学就学过了吧？但谁见过呢？谁也没见过！我只知道那时还在喊毛的口号：“人多力量大”！但在城市的街道上却已很难发现大肚子孕妇了。当然这不是计划生育的功劳（毛时代还无计划生育一说）而是饿肚子的效果。我们家乡下里巴人中有一句歇后语：“叫花子日B——穷开心！”意为再穷如讨饭的乞丐，也不会丧失其天生的生殖机能。但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年代里，中国人竟然能饿到把生物界亿万年进化得来的基本机能都“淡忘”的程度！这恐怕也是文革后生朋友们不能理解的吧？我自己就有一次饿极时终于下狠心掏1两粮票买一个馒头才咬一小口（不是一口吞不下，而是想延长咀嚼的幸福感）就被一个更饿的人抢走的体验。我所在的工厂里，尽管每人的月定量也有30斤左右，而且为防“寅吃卯粮”，食堂饭票上都要印上每天的日期，但每月下旬仍有少数人会发生“饿”床不起的现象，因此后来很多个车间主任都要把青年单身工人的饭票集中保管。为什么？怕有人倒换呀！其实即使会高等数学的大学生，在“饿极”时也往往会把月底的2两饭票换成月初的1两饭票。我们科的一位俄语翻译就这样的“寅吃卯粮”吃撑到胃穿孔送院开刀的！在饿极的年代里却会吃撑到胃穿孔？——只有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物极必反”的“黑色幽默”！这恐怕又是文革后生朋友们不能理解的吧！

到这里说的，还都是比农村好得多的城市。城镇人口有定量，只要不“寅吃卯粮”，不会直接饿死；浮肿或“间接病死”，兴许是你自己体质不好，不能凭空栽到毛伟人头上。但农村呢？直接饿死恐怕就不是个别事例了。我曾听一位安徽来的亲戚讲，安徽乡下就有整村饿死的例子。我当时还不解的反问，农村无论再怎样闭塞，农民无论再怎么老实，人到要饿死前，怎么样爬到城里或公路铁路边也不至于饿死呀？回答是，你们城里人不知道，出来讨饭也要开“证明”啊！后来作为正面电影的《焦裕禄》大家都看过吧，连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都要到车站去“拦阻”外出逃荒的人流；换成一个爱民不如子的父母官呢？再换成一个惯于踩着子民头颅往上爬的父母官，像河南信阳事件中被处理的干部和四川的一把手李井泉呢？

中国人啊，中国人！下笔到此，我无法下笔！我建议各位可以在《中国学术城》网站上看一下高华的《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该文完全从史料的角度（不同于本文从亲身感受的角度）叙述了毛应负的罪责，文中共引用110处史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是：“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据邓力群回忆）。到了一向对毛唯唯诺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敢“犯忤”进言“人相食”，可见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已严重到何等程度！现在已有大量关于河南的信阳事件和四川的大量饿殍事件的史料披露，只要不闭目塞听，应该可以知道并不是故意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