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宅在家里的“小海归”，30出头的V先生算是“成功人士”。海归后，他就在广州、深圳等地从事金融业，朋友圈、同学圈也都是社会的中上阶层。但V先生告诉本台，即便如此，他们中选择“四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一，他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讲，觉得已经足够给自己体面的生活；第二点，他们接触看到的东西太多，对婚姻可能有一些落差感。”

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结婚人数连续8年下降，到2021年度，结婚人数低于800万，成为36年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超过30岁结婚者占比近一半，也创下新高。

V先生说，金融业者接触到的客户群体都比较复杂，也让他们更多地看到“结婚并不等于幸福”：“那些做生意的人大部分在中国是什么一种状态，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完饭后去哪？唱完歌后去哪？”

除了对婚姻的负面看法较多，要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大都市结婚、买房也是相当大的开支。即使是V先生这种阶层的人，也需要审慎权衡。他说，“包括我身边的人，你哪怕平均月薪一两万，也要看着花。除非是家里能够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否则他们是压根就没有结婚的打算的。”

"软肋"与幼儿园的"国防教育"

中共官方2022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全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新生儿数量创新低。虽然各地政府早已发布“三孩”等一系列鼓励年轻人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不彰。中国的社会环境真的已恶化到“无法生孩子”的地步了吗？

上海封控期间，曾有年轻人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离检疫政策，而悲怆地喊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时代的呼声引发舆论共鸣。显然，除了生存压力，年轻人选择“不生小孩”还有更多方面的考量。

来自山东、大学即将毕业的诚先生就直言，让孩子经历他所经历的人生是有些残忍的：“每个生命都应该在更幸福的环境中成长。我无法想象让孩子也去像我曾经的那样，不得不熬夜做习题、参加考试，甚至去做辛苦的工作。”

本文开始提到的J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太过功利性，让孩子有很大压力。同时，成年人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家庭，陪伴孩子。他在青春期时就曾是一名留守儿童，这决定了他不想要孩子。

此外，J先生还有更多方面的担忧：“2022年，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是北京的一个社区主任说，‘孩子就是一个人的软肋’。这点让我当时十分震惊，因为这件事情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漠视，所以我并不想一个生命变成我的‘软肋’。同时，之前有过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胡鑫宇案件，让我对中国社会的信任度降到很低，所以我也不要孩子。”

自称为“四不中年”的广州陶女士属于政治异见者。她表示，选择“不要小孩”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想结婚，但同时也有对中国洗脑式教育的担忧。

“假设我做为一个单身人士，可以领养小朋友。根据平时和同事交流得知，现在所谓国防教育已经安排到幼儿园，儿童也要做一定程度的军训。要抵抗这种教育，作为家长要非常费神，而不管不顾就大概率又养出一只小战狼，不如还是不养好了。”陶女士感叹。

从《爱情Disabled》到《宅女上街》

如果可以把“不结婚，不生孩，不买房”的原因都归结为社会环境的压力，那么对于那些决绝地选择“不恋爱”的年轻人，这种压力是否让他们也失去了“爱的能力”？

黄意诚认为，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乐队的歌曲《爱情Disabled》（Love Disabled），正是描述现在这种年轻人的处境。

“这个歌中就说到，她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社会当中，她感觉到自己在爱情方面是个残疾人。她没有能力去爱，就像有些残疾人没有能力去听，没有能力去看一样。”黄意诚说，“因为我认为，爱情永远是跟希望有联系的。当我们对生活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也会没有能力、没有心力去爱别人。”

My Little Airport乐队后来又写了一首歌《宅女，上街吧》。曾参与过“白纸运动”的黄意诚说，歌曲表现出这些对生活没有要求，对爱情也没有要求的人，最后嬗变成了社运青年。

“事实上，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示威者，很多人在示威现场找到自己的对象。这是很浪漫的事情。包括在德国，我也遇到这样的（年轻）人。”黄意诚说，“因为当你在白纸运动中时，你找到了生活的一个希望。当你的生活有希望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寻找爱情。因为年轻人嘛，当然对爱情是有希望的。”

在黄意诚看来，“四不青年”实际是一种“放弃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不过，他认为，“四不”只是在时代的转换过程中，给年轻人提供的一个缝隙，是不可持续的事情。

“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允许年轻人以这种方式来生存。它肯定会用一些方法来逼年轻人，去为它所想要的这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当炮灰的。”黄意诚说。

空前固化的社会与年轻人的抗争

针对“四不青年”现象，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告诉本台，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源自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共把整个体制集权化，导致现在就是两极分化在加剧，而且出现了社会阶层的空前的一种固化，也就是权贵阶层和官员阶层精英阶层世袭化。”唐靖远说，“这就导致了大量这些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家的这种草根年轻人，他们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去实现这种社会阶层的上升和变化。它就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奋斗和不奋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谈到未来，黄意诚认为，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中国青年都要敢于面对国内迅速恶化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选择逃避：“需要去直面这种痛苦，而且要去与那种罪恶、不正义的力量去做斗争。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他说，做一个“四不青年”，就好像是以一种“人畜无害”的方式把这种抗争的严肃性消解掉了，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出于安全原因，本文中的J先生、V先生、诚先生、陶女士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