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了。"邓力群于是奉命组织批判会，组织北京理论界、思想界的人搞座谈会批我。

1990年2月，我收到一个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发来的开会通知，要我3月5日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一个由邓力群主持的座谈会，讨论关于帝国主义论和时代问题。我一看，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挨批了。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已经不再逆来顺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检讨，而是要尽量实话实说了。于是，就以给主持人写信的形式写了一篇答辩，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会上，会议主席邓力群要我首先发言。我一看与会者多是北京思想理论界的领导人和知名学者，如何东昌、吴冷西、熊复以及徐达深、浦山、王怀宁等，就说我是来听取批评的，还是让别的同志先讲吧。邓力群说："那就先读一下你的答辩吧。"我只能同意，算是做了个书面发言。随后，大家开始讨论。发言者主要是拥护陈云对帝国主义看得准、提得及时，对时代问题倒讲得不多，更没人点我的名，同以前的那种批判会大不相同。会议开了半天宣布休会。

第二次会于3月16日举行，我因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没能参加。不久，又接到3月28日开会的通知，同时附来一份《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约15000字的长文，是浦山、王怀宁根据头两次讨论和领导意见，将原来的提纲扩展而成的。因第二次会我没有参加，邓力群特意通知我，对这篇文章写出书面意见。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一个文字材料，进行了不客气的反批评。第三次会仍然是各说各的，内容主要是谈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少涉及时代问题，既无指名批评，也无激烈争论。会议开得没什么生气，但还是决定继续进行。第四次会大约是4月上旬，我因有外事活动又没能参加，只好向与会的徐达深了解情况。据他说，会开到后来，吴冷西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他虽然没和时代连起来，但一公开批判就很难分清了，就会造成误会，所以还是以不批判为好。这个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邓力群就宣布，这个会不再开了。关于时代问题的这次高规格讨论，就这样不了了之。

争论这个问题以后，有人就问邓小平，提出现在是和平发展时代对不对?邓小平的态度含含糊糊，一度有些动摇，说："现在讲和平发展太多了一点，以后少讲一点。"后来经过几年的讨论，支持和平发展时代提法的人更多了。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会议总结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在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此，到了90年代下半期以后，再没有大争论，从中央领导到理论界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了。

全球化：改变不了就加入它

我当时的结论很明确，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不结盟。以前，"一边倒"是结盟的，"一条线"也是结盟的，"十二大"就基本上转过来了，讲独立自主，讲不结盟，不和任何大国结伴走。到了"十三大"，提到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到十四大、十五大时叫时代特征，这就明确了。与此同时，我们逐步放弃了国际主义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是，我们外交政策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十三大"不提国际主义了，"十四大"、"十五大"也不提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包括朝鲜，都放弃国际主义了。

后来，我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就是讲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不能轻易变动，认清以后要坚持，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我坚信，和平发展时代还会持续下去，半个世纪以后还可以继续。我讲了和平发展具备的三大条件：一是人变得更聪明了，包括大国领袖普遍没有打仗的思想了;二是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化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共同调节;三是全球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当然是和平，和平背景下发展才会越来越快。我在文章里说，邓小平的贡献是打破了2000年的停滞状态，使中国20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中国过去的2000年。

外交的变化，对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85年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名词。我们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参加到全球化里面。我们正好在这个时候参加进去，占了大便宜。特别是参加世贸组织以后，是我们大发展的时候。在我看来，80年代并不是生产有多大的发展，而是生产关系的解放。真正大发展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就是这二十多年。

1990年代初，邓小平说，在联合国要提出改变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议，要准备一个提案，推动改革。他说，旧的体制对我们不利，对发达国家有利。后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召开了怀柔会议，我在怀柔会议上提了一个反对意见。我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因为"二战"以后的格局变得相当有利于穷国，一是宣布解放殖民地，一些国家独立了;二是在经济上照顾穷国，照顾发展中国家，照顾第三世界国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稳定第三世界的金融机构，关贸总协定好多都是照顾第三世界国家的，既然三大经济组织都是有利于第三世界的，我们就要赶快参加进去，先享受起来，别总想着去改变，而且我们还没有这个实力去改变。

和平发展之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