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们母子的最后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
冬天冷，顾准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写道："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
是的，她已经不在了。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道，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他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妻子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顾准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顾准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没有在他临终前来看他。
12月3日，一个大风雪天，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05
顾准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经在四年前自杀，而子女们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如一只丧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
黑暗如磐，一灯如豆，顾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吴敬琏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顾准自己写道：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
从文革开始之后，顾准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们被集体下放到干校劳改。那些日子，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他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破绿军鞋，整天奔忙在贫瘠坚硬的田地上，做着毫无效率可言的农活，他瘦弱的身影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显得那么的渺小和可笑，没有人知道，在这具已经被抛弃的躯体内正流淌着一股倔强而清醒的血液。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顾准了，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位早年的会计学教授开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
1974年11月，顾准自知末日即将降临。当时，那场"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
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用自己的苦难经历讲述了生命的坚硬和韧性，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我们无从知道：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他将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清算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
06
反思顾准的挨整，虽然每次都有具体的原因，但却都是无理的，荒谬的。然而，在当时，却又是必然的,或者说是顺理成章的。顾准天性不合时宜，卓尔不群，才华过人而又好学深思，思想使人受难，受难又反过来使人进一步思想。几度挨整，推动着顾准越来越深入地反思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而且，他的反思并不是就是论事，浅尝辄止，而是进一步深究使他受难的哲学基础和历史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重返人类文明主流的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为了推动这个进程，一批知识分子，成了走在民族觉醒的前列的燃灯者，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擎起了照破黑暗、引领未来的火炬。然而顾准却在曙色微露之前，告别了这个世界。虽然如此，他的思想，却参与了民族觉醒的进程，他的遗著，就像火种，被后人用于点燃火炬。在今后中国文明的进程中，顾准的思想还会发出显现出它的光芒。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这后一句话，大概只有度过非常年代的人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弄潮者们都收获了一身污浊，再也难以清白，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顾准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李慎之说，顾准就是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唯一还像样的知识分子。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李慎之先生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