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省纷纷独立，独立各省自然要产生新的权力机构。在建立新的权力秩序的过程中，革命阵营因派系、地域和集团关系而有不同的要求，明争暗斗不可避免，这很容易给革命事业带来不良影响。张謇等人凭着他们的智慧，处理了许多问题，化解了许多矛盾，有力地维护了革命阵营的统一。
武昌首义突然爆发，同盟会的领袖们全不知情，坐失领导革命的机会，因而让黎元洪成了革命领袖，可是，同盟会的一些人却不甘心让革命领导权落入别人手中，因而进行了种种努力。比如，武汉的胡瑛等同盟会员刚刚从狱中出来，就致力于让湖北军政府遵从同盟会的整体方略。这个目标部分地实现，但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黎元洪、汤化龙等却与同盟会无关，所以领导权并不在同盟会手里。黄兴、宋教仁等在革命爆发后匆匆赶往武汉，途中曾经商议到武汉之后的战略，是“根据革命党既定方案，先行树立军政府，而即以黄兴主持其事”。他们到达武汉之后，湖北那些与同盟会有关系的革命党人又曾经计划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以此把黎元洪、谭延闿等都置于黄兴领导之下。[1]可惜同盟会在武汉的力量实在微弱，结果几黄兴不但未能凌驾于黎元洪之上，反而成了黎元洪任命的总司令。这让同盟会的一些人非常窝火。根据宋教仁的策划，他们要“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防止黎元洪向独立各省发号施令。[2]所以，上海为支援武汉而召集队伍之后，却没有让队伍驰援武汉，而是在上海就地起义，又促使江苏和浙江两省独立。这就有了一个与武昌抗衡的革命势力。
黎元洪于11月7日向独立各省发出电报，就组织中央政府事宜征求意见，11月9日再次发出电报，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筹建临时政府。湖南、江西等省马上派代表奔赴武昌，而上海集团却没有反应。四天之后，11月13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准备筹建临时政府。
张謇和赵凤昌等人属于上海集团，但在陈其美等发出邀请的第二天，11月14日，张謇和赵凤昌等人就提出了“请求各省都督府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倡议[3]。之所以有此议，因为张謇等人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战争往往并不发生在推倒旧王朝之际，而是发生在起义的各路诸侯之间。为避免上海集团与武汉集团的矛盾激化，权力中枢应该尽早确立。当然，张謇等人对黎元洪了解不深，因而不可能完全信任，所以希望有制衡力量。而且，只有通过上海集团，他们才能对独立各省施加影响。正因为这样，就有了他们对上海集团的偏袒，以及在武昌集团和上海集团之间的折中态度，也就有了“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中方案。[4]
同盟会的领袖们为了与武汉集团抗衡，努力拉住程德全、汤寿潜、张謇、赵凤昌等。张謇等人则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上海集团对全国施加影响，做活全国一盘棋。
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建国工作。会议首先议定的大事当中，有几件与张謇等人的努力密切相关：其一，通过上海会议提出的议案，承认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职权。其二，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5]为以和平的方式终结帝制创建共和铺平了道路。
置身几千年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张謇心里首先想的是使革命少流一些血，使百姓的生命财产少受一些损失，所以他总是努力于乱局中寻求秩序，维护稳定。透过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所有的历史叙述中，江苏独立都是比较早的，不过，江苏的独立却有某种虚假性。这当然不是后来那些历史教科书所讲的“假共和”之类的虚假，而是由于江苏的特殊情况，苏州虽然建立了江苏省军政府，程德全虽然做了都督，但这个军政府无法对江苏全境行使权力。因为江苏的巡抚衙门在苏州，而南京却驻有两江总督和江宁将军，地位在巡抚之上。所以，江苏省的真正的独立应在南京光复之后。可是，张勋等人顽强抵抗，南京迟迟难以光复。在这种情况下，江苏各地纷纷独立，出现了若干都督和司令，在各地各自为政。此外，南京光复依靠江浙联军，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历来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南京光复之后的江苏如何统一，是个未知数。在这一点上，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实力太小了。为了江苏全境的统一，张謇帮助了程德全。南京激战的日子里，张謇替程德全坐镇苏州，让程德全以江苏都督的身份亲临前线督师。南京久攻不下，程德全想回苏州，张謇力劝他不要归来，并提醒他在南京攻克时率先进驻，“并宁苏为一”。正是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帮助之下，程德全得到了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的支持，才利用各种英雄之间的矛盾，成功地统一江苏，保持了江苏的稳定。
接下来是南北和谈。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终结，不是打的结果，而是谈的结果。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虽然伍廷芳与唐绍仪各代表一方，但幕后却有几个活跃人物，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直接影响着和谈大局。在这些人物中，张謇无疑是重要的一位。
议和开始，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特别嘱咐他到上海之后先与张謇见面，听取他的意见。所以，唐绍仪一到上海就与张謇见面，转达袁世凯的问候，并且表示，如果真像黎元洪、黄兴等人许诺的那样推荐袁为总统,清室退位应当不成问题。张謇说:“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对张謇说:“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冯耿光在他的《荫昌南下与南北议和》一文中曾经回忆说：革命领袖们，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且往往要趋而谋之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敬重了。在议和过程中，每星期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在赵家聚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
一旦和谈出现危机，常常都是张謇等人出来化解。因为张謇的话不仅南方听得进去，北方也信任并尊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此非常气愤，一方面撤销了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一方面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同一天，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欲与南京政府交战。于是，和谈中断，和平面临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前途未卜。
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筹莫展，说明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的，也没有作用。谁能说服袁世凯？唯有张謇。于是，由赵凤昌出面请张謇发电报解除袁世凯的疑虑。1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
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付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国会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耳……
与此同时，他还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申达。前距停战期止十余小时矣，……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劝告袁世凯速决大计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袁世凯信任张謇。孙中山只是暂代之类，只有由张謇说出来，袁世凯才能相信；“久延不断”之类的督责，也只有张謇说出来，袁世凯才能听得进去。张謇的电报挽救了和谈，也解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危机。袁世凯回电说：“凯衰病，断无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涂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对极多，情势危险，稍涉猛浪，秩序毕乱，外人乘之，益难收拾，困难万分，笔难罄述，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请公谅之。”[《袁大总统书牍》]
除了“断无非分之想”之外，袁世凯的话不失真诚。他愿意听从张謇的意见，这是早有约定的；张謇必需帮助他，也是张謇已有的承诺。袁世凯此时的确面临困难，既需要张謇的理解，也需要张謇的帮助。
袁世凯迟迟未能完成让清室退位的计划，并非他有意拖延，而是朝廷中反对的力量尚大，隆裕太后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这事南方着急，袁世凯也着急，但有什么办法呢？张謇再次致电袁世凯,提出了这样的谋划：“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具体的操作过程难以知晓，但接下来的事实是：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领衔47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大清帝国有力量消灭这47位将领吗？应该承认，是段祺瑞等47位将领的电报，给了清廷最后一击。
如果他们这样做是袁世凯授意的，那么，向袁世凯授意的，却是张謇。
据汪荣宝日记，清帝退位前夕，北方听说南方的激烈派反对优待清室，准备杀掉和谈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梁士诒、陆宗舆等人能够想出的办法，也是请张謇设法疏通。
而且，清帝退位诏书也是张謇参与撰写的。
关于这件事，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天津《大公报》2月6日报道说，逊位诏书的草案已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但2月7日又刊登消息说，逊位诏书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如果看《泰晤士报》和莫里循的那些书信，会看到他不止一次说到，梁士诒在起草退位诏书。诏书颁布10天之后，上海《申报》在2月22日题为《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道则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然而，后来的大量史著和回忆材料，却都说诏书出自张謇之手。冯自由说：“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宅起草，乃出张季直手笔”。胡汉民说得更具体：“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
当然，退位诏书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包含了多人的努力，经过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在南方，事情比较简单，胡汉民当时是总统府秘书，由他参与理所当然。然而，胡汉民也好，汪清卫也罢，自己都心中有数，不敢接手这样的文件，所以要请张謇执笔。张謇应了下来，却觉得难以动笔，于是由刘厚生代他起草，最后由他修改交稿。电稿到北京之后，自然要经过梁士诒和他的秘书班子。如此重要的文件，也必然要有更多的要员参与讨论，最后还要太后首肯。在修改过程中，需要增加的话应该如何说，包括“由袁世凯全权”这样的话，仅仅一个“由”字，就颇费苦心。公认的高手徐世昌显然参加了修改，许多回忆都证明最后四字是他的杰作。
这就是退位诏书形成的过程。唐绍仪发往北京的，是张謇的稿子，此后所做的，只是个别字句的修改。
4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几天后公布临时政府成员，张謇为实业总长。
其实，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本来要请张謇做财政总长，张謇拒绝，并且写了《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他认为，设临时政府，是为了使各国承认中国共和；要使各国承认，就要政权巩固；要政权巩固，不仅要有军队，而且要有钱。可是，财政状况如何呢？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新政权尚未得到各国承认，借钱是困难的。他说自己没有理财学识，所以不敢承担，“一身名誉不足惜，因此而误全局，……无以谢同胞。”他还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把财政短缺公之于各省代表会议，看各省能够承担多少；二中“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应该说，张謇将了各省都督一军，也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能做临时大总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方各省代表还相信同盟会的宣传，以为他从海外带来巨款，希望能够从中分得一些。面对记者的提问，孙中山云里雾里，大谈革命精神，却从未正面否认过携来巨款，更未说过自己在海外版募捐失败的实情。张謇这么一说，捅破了许多假面。
然而，无论孙中山高兴还是不高兴，新政府不能没有张謇。拒绝财政部，也要让他做实业总长。1912年元月5日，也就是临时政府公布的第三天，孙中山写信给张謇：
季直先生大人大鉴：
昨承允任维持实业，民国之庆也。昨日晚间，陈澜生（财政部）蔡民友（教育部）俱已到，王亮畴（外交部）今日亦必来宁。惟内务部雪老有病，司法秩公议和。弟拟于今日先行各部委任礼，请先生于午后三时降府幸甚。蛰老一信，请代致。
孙文叩
元年元月五日
从这样的信，可以看到当年孙中山对这些总长们的态度。因为如果稍有不恭，这些人也许就不来伺候了。
让张謇进入政府，除了借重声望之外，仍然是希望他为临时政府筹款。
临时政府成立，用款之处极多，而筹款途径极少。孙中山一筹莫展，黄兴急得吐血，没有办法，孙中山等打算向商会借，张謇考虑到商会财力有限，担心孙中山和黄兴把江南仅有的商业摧毁，因而找孙、黄，“劝勿扰商，自任为筹”，把筹款的事揽在了自己身上。这位总长没在南京坐过衙门，东奔西跑，到处弄钱。终于筹到50万元，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笔钱来得太晚了，认定他是有意拖延，“借此打击革命党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
为了弄到钱，孙中山和黄兴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再次向日本人借款。张謇闻讯，于2月8日急电孙中山和黄兴，竭力阻止借款。他在电报中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唯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唯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降服于我国旗下之日。”他说：“謇忝任实业，于此事负完全责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他听说孙、黄向招商局借款已经办成，要求在合同签字之前给他看看。
然而，孙中山信任日本人，认为“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与日人，未见大害，否则以一大资本家如盛氏者专之，其为敝亦大。”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也奉孙中山之命，给张謇写信，要求他在舆论方面维持临时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张謇于2月12日辞职，离开了孙中山的政府。他在给孙中山的辞职电中说：“……汉治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西昌即归乡里。”[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尽管张謇对袁世凯有许多不良看法，但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张謇显然欣赏袁世凯，而不喜欢孙中山。组织政府，管理国家，他也更信任袁世凯，而不信任孙中山。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曾与即将上任的实业总长张謇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知道，但孙中山给张謇留下的印象却是“未知涯畔”。一个善于放炮的宣传鼓动家，很难为务实的张謇所赏识。
按照过去教科书中的说法，张謇是辛亥革命中的“投机分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害怕流血，因而向袁世凯妥协；其次就是因为张謇之类人物的投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一些张謇研究者也不能超越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人形成的历史叙述，认为张謇对当时领袖人物认识“主观武断，缺乏客观公正的判断力”。因此，“如果要选革命党人做领袖，他宁愿选黄兴，而对孙中山持保留态度。如果在南北政治人物中通盘考虑，他宁愿选择袁世凯而对革命党人持保留态度”。[张学君：《实业之梦——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94页。]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问题在于，这是缺乏判断力还是有着非凡的判断力，是缺陷还是优点，却是值得考虑的。按照孙中山被神化之后的观点，当然是看不到孙中山的伟大就是缺陷。可惜的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张謇的见解都不是孤立的。
张謇助成了袁世凯终结帝制的事业，帮他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为他出了许多主意，包括袁世凯拒绝参加任何党派，都是张謇的主意，但是，张謇对袁世凯的支持并非无条件的。在进入袁世凯政府时，他非常慎重。1913年8月，新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电邀张謇出任农商总长，袁世凯亲自来电劝驾。张謇却考虑再三，直到10月中旬才到京就任。1914年2月10日，熊希龄辞职，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等一同辞职。袁世凯在批准熊希龄辞呈时曾派人去问张謇是否与总理共进退，张謇说：“就职之日，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时所读之书，与向来探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啬翁自订年谱》，民国三年正月十八日。]
1915年，袁世凯被人推拥着要做皇帝，张謇却提交辞呈，从此离开了袁世凯。
张謇，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它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