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先工作组事后迅速就“六一八”事件向中央发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九号简报》经刘少奇批转全国，成为派驻各单位工作组的指导性文件。同年七月中，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不满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的传统，向各单位特别是向高校派遣工作组的做法，要拨正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经刘少奇批发的《九号简报》就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材料。秉承毛泽东的旨意，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新贵四进北大，或开座谈会或开群众大会，在全国率先驱赶工作组。在7月26日晚上的北大东操场大会上，陈伯达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组织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他借群众之口宣布这个部分北大激进学生对已经靠边站的北大中下层教师干部乱揪乱斗的暴力事件即“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撤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文件。从此以后文革暴力越发不受约束，不断受到纵容和鼓动，越演越暴。最后在全国多地发展成对普通民众，尤其是“黑五类”及其子弟的大规模的虐杀、屠杀和两派群众之间常规战争级别的武斗。

“六一八”事件发生已经五十多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能理解，诸如戴高帽、游街、泼墨汁、坐喷气式这种侮辱个人人格的野蛮暴力会首先发生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并由资质优良的北大学子实施。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只要稍加梳理，就能发现：先有文革当局以煽动幼稚青年为目的极端野蛮的语言暴力，才有受蒙蔽青年对受害者身体实施的物理暴力。

我们来看看当时引领全国舆论的权威报刊上都讲了些什么吧：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党内不同的政策路线称为“黑线”，号召全党全国向其“开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走资派”、“学术权威”一律诬称为“牛鬼蛇神”，要予以“横扫”。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在批示中称北大为“反动堡垒”，要予以“打破”。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请读者诸君注意：“大阴谋”、“黑帮”、“据点”和“堡垒”，这些都是充满黑社会斗争和战争暴力色彩的词语。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时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后来在他的文革回忆中认为：“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

除了这些头版头条用黑体大字登在中央权威报刊上的战斗号角，还有当时青年学生经常反复诵读的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毛译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译东在同一篇文章中津津乐道的湖南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暴力行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都成了一些激进青年学生效法的榜样。

张承先在6·18晚上讲话说，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看来仍然是定性错误。但他告诫学生不要乱用毛泽东语录则是从本能出发朦胧地感觉到了“六一八”野蛮暴力的精神源头。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没有必要像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那样尽情地歌颂暴力，他也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实际政策的执行中，如对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表明：他需要这种暴力，他在纵容这种暴力，并巧妙地利用这种暴力。他深知这是让“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权威”威风扫地的不二法门，是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并以此“发动”群众的霹雳手段，是“乱”了敌人，是他在“乱”中取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疯狂的政治实验强加给全国人民的捷径。

（选自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