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他们在举行一场会谈，主持人是邓公。

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

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

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

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

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邓公皱了皱眉，知道这么说不对。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

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

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

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01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效果相当的好。

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

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

我大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

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出题老师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

万恶四人帮，

该打八亿枪。

要是允许打，

我开第一枪。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

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不知道出题老师是不是照着毛选英文版出的。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去年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

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录取了，读了法律系。

这位考生姓李，后来当过俺河南的省长。

02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考试。

这时，我大河南的学霸属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统一命题的条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当时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幸福。时至今日，河南的985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N，一本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M。

N和M分别是多少，我不敢说，怕自己哭出来。

这年河南的文科状元姓刘，考进了北大，后来写了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

他曾经这么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考试时，往大腿上写小抄的场景：

我因为当时从部队回来，穿的是军裤，然后我把裤子扒起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一个腿难道还承受不了？

刘状元被录取的中文系，是当时最火的专业。

那两年，文史哲堪称文科状元的收割机，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权。中文系里的文学和新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脸都朝天看。

相反，最后一批挑档案的，是财经院校。

有个姓肖的湖南考生，当年高考志愿报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数学拖后腿，调剂到了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毕竟，这时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还有12年。离他当上证监会主席，被编排进各种段子和漫画，还有足足35年。

鉴于当时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没有一点就业压力。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70多个学生，一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央广到纪委。

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对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冲他说：

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语从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样了。

这年的高考，英语开始计入其他专业的总成绩，先是按10%算，之后30%、50%、70%，逐年增加。

外语专业英语的分数线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个倒霉蛋就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竟连续考了三年。

第一次高考，他报考了常熟师专英语系。英语考了33分，结果分数线是38分。

第二次，他英语考了55分，刚要大喜过望，一看分数线涨到了60分。

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语考了95分，终于过了，被北大西语系录取。

不过此时的他还想不到：

英语不是坑，是风口，而自己就是马上要起飞的那头猪。

他大三这年，英语按100%计入高考总成绩，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

而他，淘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样高考了三次的，还有一位看不上钱只想当老师的马同学，后来被尊称为马爸爸。

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为待遇太低，教师专业相当被冷落，好多都降分录取，仍然没有招满。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连老师都当不了，只能数钱了。

因为这事，山东一位高中老师给人民日报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专版上，题目叫《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

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这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这封信被一位领导人看到，做出批示：

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

后四个字请自行重复一遍。

于是，当年就有规定，师范类学校可以提前调档。它们突然就有了当年北大那样的特权。

于是，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比如北京55中有个女生，高考时填了十个专业，第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

结果，这所她最不想去的学校直接跳过了前九个志愿，把她择走了。开学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学，未果。

后来，她不甘心地当了多年教师，终于进央视当了主持人。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工商银行的成立，外加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形成，让整个银行业突然变成了一片人才洼地。

只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会被银行、审计等行业迅速瓜分。既有编制，又有高薪。

有学生为了进财经专业，宁愿读专科。一些财经类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最后比本科都高。

不信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