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一个周末早上，在悉尼火车站台，个子高的大杨在人群中额外醒目。她挥着手，背着书包，脸上笑容灿烂，丝毫没有坐了一夜火车的疲惫。她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计划：吃完早饭后，就去海边玩，如果到时仍兴致未尽，那就坐火车往北走，走到哪玩到哪。

然而，就在几周前，大杨才结束了一轮精神健康治疗，刚踏出医院大门，就得赶回学校参加期末考试。就在一年前，乌鲁木齐中路在新冠"清零"期间发生大火，造成10人死亡，引起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民众高举白纸抗议，运动也在海外华人当中引起回响。在墨尔本，当时只有19岁的大杨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后，决定成立电报群，支援墨尔本华人的"白纸运动"。

如今，上百人的电报群已寂静无声，但运动留下的创伤，却在澳洲海外学子中延续；他们试图从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统中寻求帮助，却发现壁垒重重。

白纸抗议后她的爷爷感染新冠去世了

在墨尔本校园和街头，常能看到大学学生团体组织搭建各式各样的"街站"和举行抗议活动，从要求政府就采取更多行动改善气候变化，到要求大学管理层改革性暴力投诉机制和受害者支援系统，抗议、示威和集会是澳洲大学生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大学言论自由的象征之一。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自2019年起，成千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参加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示威"，要求政府倾听他们诉求。

两年前，大杨来到墨尔本读书，对澳洲大学的抗议文化也有了亲身体会。"本身我在国内就是一个左翼，比较偏马克思主义倾向，然后到了这边后，看到人有这个机会到街上参加集会，去表达自己诉求，向政府施压表示抗议，我就在想，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那为什么不（参加）呢？"

于是，大杨加入当地一个学生政治团体，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本地学生，也在这期间参与了气候变化、声援难民、伊朗和巴勒斯坦等议题的集会。白纸运动爆发后，大杨找到一个以前抗议活动中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商量在墨尔本举行声援集会。"我就（和她）说，既然我们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机会，也有（参与学生示威活动）这个背景，我们为什么不（组织）呢？"大杨说。

尽管当时因"清零"政策，中国封闭国门，但据澳洲政府统计，当时还是有超过15万中国留学生就读澳洲大学。"当时（在澳洲的）留学生也多，虽然说这群人吧，都是留学生，本质上吧都是这种ruling class（统治阶级），比较资本家，但是也是会有觉悟的人，既然大家有机会能聚集在一起，可以参加机会，为什么不呢？"

于是，大杨和几个伙伴就建了电报群，私底下见面，也开始了张贴海报、组织集会等事宜；群里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不仅有留学生，还有澳洲本地的"民运"等个人和组织。人多了，意见也多了，作为电报群的管理员，大杨曾连续好几天只看着群里的动态。

虽然辛苦，但大杨也看到，白纸运动在墨尔本发芽和成长。"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不是人在组织活动，"大杨回忆。"一个比较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这个事情的形态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它只是需要有人推一把，你只是恰巧成了那个推一把的人。"

然而，成为"推一把的人"，有时代价也很沉重。

白纸运动后，北京宣布放弃"清零"政策，改为与病毒共存。人们虽从此告别了封城的恐惧，但随即迎来了新一波新冠疫情感染潮，多名西方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中国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并没有做好与病毒共存的准备，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承受。据《纽约时报》报道，专家估计，中国12月放弃清零后的感染潮中，有大约100万到150万人因感染新冠死亡。

大杨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爷爷感染新冠、发烧的消息。

"我老家那边，一个几亿人的省级城市，竟然告诉我，退烧药用完了。我爷爷当时发烧了，他当时已经九十多了，一个省级市医院，竟然告诉我们家没有药，要我父亲拿他在自己家买的澳洲的panadol（必理痛）去退烧，我当时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在逗我吗？"

大杨抹了抹眼泪。

"当时也没有太大反应，就觉得政府的决定错误，政府做了极端决定，当时脑子也可能没反应过来，但是觉得第一时间是先想办法把药运过去，不管那个药能不能过海关，至少咱们尝试了。"于是，大杨和悉尼的组织者商量，往中国总共寄了两箱退烧药，但药全被卡在中国海关。

大杨也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人们对这波疫情的评论，看到有人提起家里有多少人在这波疫情去世的，也看到有人认为，虽然这波疫情"会死人"，但是封城也必须要停止，不然会影响经济发展。但一下子击垮她的，还是一条关于某地火葬场超负荷运转的评论。

"我往中国运药的时候，我就在读加缪的小说《瘟疫》。我当时就是边看小说边哭，最后我破防的是，小说里的医生说了一句，'幸好这场瘟疫停止了，要不然这个市的火葬场都要超负荷运转了'。就是那一句话让我心理全线崩盘，因为我知道国内的火葬场已经超负荷了。"

现实与小说同样荒诞，这让大杨深受打击。而在这之前，大杨也有看到那些埋怨白纸运动的抗议者、认为他们要为12月的疫情负责的评论。"在一个弹幕上，我看到有一句，'都是因为你们这一群人要什么狗屁言论自由，我的爷爷奶奶死了，都是因为你们'，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道理，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她看来，这句话很极端，也没有考虑到这场运动诉求的多样性，但它至少说对了一个点："你说白纸有没有促使政府结束封城？有。（封城结束）是不是全因为白纸？不是。但是不是白纸是推力之一？是。白纸中有没有人想到，政府会以这样的形式结束封城，引起这么多人死去？我想白纸中有人会想到，也有人不会想到。"

而大杨并没有提前想到这样的结果。"我知道这个运动有没有我，这个运动都是会出现的，但我作为一个个体，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不想看到有人死，我讨厌人死，我希望人们首先有自由，可以活下去，其次是可以说话。"

让大杨更难以接受的是，随着封城结束，白纸运动也在百万人感染新冠去世中停止。"我知道对于整个运动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我很理解，我也知道一些白纸运动的人在继续下去，"她说。"但作为我来说，整个运动戛然而止——停在甚至我觉得是最糟糕的地方，很多人死了，我作为个人去参加运动，我想要人们有更多的觉醒，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我讨厌有人死掉，我的目的可能有一半达到了，但有一部分是反方向的。"

后来，她接到家里的消息：爷爷因为新冠去世了。

大杨开始觉得，这一场运动似乎很没有意义。

她去和医生谈创伤，却先要和医生解释什么是"国安"

在白纸运动之前，大杨就确诊了抑郁症；运动之后，她的抑郁症状加重了。此后，哪怕她所在的学生政治团体搞集会，她都觉得很疲乏，不愿参加。

"我的抑郁已经是很长线的斗争了，"大杨说。在就读期间，她已经通过学校下属的诊所和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看诊。在澳洲，除了精神科医生开药治疗外，人们常被建议寻求心理医生（psychologist）进行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此外，澳洲大学也配有心理咨询（counselling）服务，这些服务由心理咨询师（counsellor）提供，他们在医疗等级上比心理医生要低一级，以咨询为主。澳洲的心理健康系统还包括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简称"社工"），他们主要是在社区层面为为有需要的提供日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