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政治学家格里高利·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А.Арбатов），曾为五任苏共总书记担任顾问，他在苏联解体后忏悔说：

“我不得不说，所有曾经相信赫鲁晓夫，曾经因为他在二十大党代会上讲话以及因为他大胆揭露斯大林而激动不已的人，本该更勇敢一些。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本不应该让自己被吓倒；我们本不应该害怕惹上麻烦（特别是后果并不会像以前那样可怕）。我们本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正在缓慢滑向深渊。绝大多数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或许过去[有关斯大林时代]的记忆压在每个人心头），包括那些按当时标准来说并非懦弱的人也是如此。”¹

阿尔巴托夫感慨说，在战场上勇敢跟在社会上勇敢不是一回事。战场上的英雄，在面对自己上司的时候，经常会变成胆小鬼和循规蹈矩的懦夫。²

中国社会学家徐贲在评论阿尔巴托夫这段感慨时说：“其实，苏维埃人与其说是变成了‘懦夫’或‘胆小鬼’，还不如说是变成了犬儒。”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周濂在比照古典犬儒主义与现代观念时说：

“如果说古典的犬儒主义是愤世嫉俗，那现代的犬儒主义就是玩世不恭；如果说古典的犬儒主义是特立独行，那现代的犬儒主义就是装傻充楞；如果说古典的犬儒主义是离经叛道，那现在的犬儒主义忍辱偷生。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对比词汇，比如古典的犬儒主义是批判传统、反抗权力，那现在的犬儒主义就是狗茍蝇营。如果都以‘狗’这个意象来形容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古典的犬儒主义是‘野狗’，现代的犬儒主义则是‘家犬’——彻底被驯服了的、能够与主人进行良好互动、从中获得他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家犬。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⁴

如果说周濂认识的现代犬儒主义的突出特点是驯服、苟且偷生和投机钻营，徐贲的犬儒主义概念还要再多出一层“快乐木偶”的意思。

再往前追溯，《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中国社会流行两种形式的犬儒主义：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为权力而权力”的犬儒主义，是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奇特折衷，而其之所以高度理想化，源于其对人性现实的犬儒式认知；另一种是民众根源于恐惧的犬儒主义，其典型特点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对极权社会之恐惧，进而将屈从于权力合理化。后面一种盛行于社会的犬儒主义又分为玩主型犬儒主义、避世型犬儒主义以及愤世型犬儒主义。⁵

结合胡平的各项观点来看，他认为中国的犬儒主义一方面有种乌托邦色彩（包括愤世型犬儒主义也被认为有理想主义特点），另一方面与周濂和徐贲一样有“假装服从权力”的特点。

德国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1983）一书中，还注意到1960年代（西欧尤其是德国）启蒙主义破产导致的悲观和幻灭，也深深影响了当代犬儒主义。⁶事实上，现在中国社会流行的犬儒主义同样有这种特点。

不仅如此，中国社会流行的犬儒主义还因为幻灭，滋生出一种凶暴的戾气。这种戾气与表面上“假装服从权力”并不矛盾。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犬儒主义有种安于现状的特点，但中国社会流行的犬儒主义同时也有种破坏现状的倾向。这是许多犬儒主义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的地方。

中国社群平台和媒体最近越来越常出现一个高频词汇：戾气。几乎很少有学者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但人们对戾气知之甚少。西方学者也许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戾气”这个词是很难精确转译到其他语言的。语言方面的难度也使得这方面研究更加凤毛麟角。

中国人常说的戾气，不仅指一种凶暴气质，同时还指一种易怒倾向。与此同时，戾气也暗示一种容易激进化、容易极端化的倾向。比如有时是可以温和解决的琐事、或者甚至根本不是个问题，第一反应也要拔刀相向。这种情况在中国近年刑事案件中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