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人数已经确定，那么不论是哪一份考题，每年能进到这些大学的学生都是定数，区别只在于各省单独命题后，外界就没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分数线。

“各自出题你就没法攻击了，把这个攻击点就消灭掉了。但实际上并不增加公平性，因为各个高校在各个地区的名额并不因此增加或者减少。各地出题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地域上的争吵，”郑旭光说。

农村孩子的难题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联席主任李宏彬1972年出生于吉林，他说，自己小时候根本没想过要读大学，周围也没有这样的风气，当时中国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和现在有很大差距。

“我出生在文革期间，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没什么教育。然后我1978年上了小学，中国刚刚恢复教育。所以我读书那时候，学校里老师都没有，因为文革十年没有大学生，中国没人从事教育，”李宏彬对美国之音说，“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并不是读大学找工作，最好的工作都是去一个好的国有企业，去一个厂里工作，接父母的班，这是那代年轻人小时候的理想。”。

在李宏彬长大的七十年代，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变大，社会对教育的观感逐渐改变，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在以前的国有企业，读不读大学收入没有差别，后来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收入差距慢慢变大，这种现象激励了读书风气，因为“读书有好处”，会让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一直持续到今天，城市的孩子基本预期都要上大学，农村可能一半人上大学，而在贫困地区比例更为悬殊，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贫困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不均，李宏彬表示，家庭观念是最大因素，从小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以及给孩子的预期，都会影响孩子受教育的情况。学校环境也是重要原因，李宏彬刚从一个中国贫困农村考察回来，当地新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学，然而里头没有师资。

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其实不差，困难的是聘请好的老师。贫困地区留不住好的老师，他们在城市里有更多机会，造成农村学校硬件很好但软件不佳的约束条件。

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是一个原因，对农村孩子来说，读书的成本不低，但是预期的收益可能很低，这些家庭自然不愿意在教育上投资。相对来说，城市的富裕家庭重视教育，家长除了选择好学校，还愿意在课外辅导上花费很多时间和投资。即使 中共当局自2021年实施了打击补习机构的“双减政策”，这种辅导转变为以零散形式出现的家教模式，价格也因为变成很多小的单位而提高。这种情况下，精英家庭仍处于优势。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所处环境最卷的一群人，家长为他们请家教和报名培训，一定要孩子上大学。穷寒家庭对孩子则没有那么多期待，如果表现并非特别出色，不如早点就业挣钱。不同阶层的家长在价值观上有根本的不同，子女的未来因而走上不一样的道路。

放开户籍制度以解决高考争议难度大

中国的精英大学集中在富裕地区，大多位于沿海城市。2016年，中国教育部试图安排14万录取名额给贫困地区考生，大约占考生总数的6.5%。由于要求学校减少本地招生以腾出名额，引发了城市里家长的抗议。

中国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中，北京占25所，上海8所，江苏和湖北皆为7所，陕西5所，四川4所。人口约一亿人的河南则一所都无。这些高校倾向于对本地生开放更多名额，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约为10%，但由于好大学众多，足以满足当地学生需求。上海、江苏和湖北的本地生比例也接近45%。

斯坦福大学的李宏彬说，高考录取名额分配的问题非常难解决，因为规则已定，任何调整都会是零和游戏。重新分配名额固然有助于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但同时也影响其他省份的利益，而且大学的资金来源很多来自本地的财政和税收。

李宏彬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有没有可能逐渐放开户籍政策，让考生可以跨省去参加高考，农村孩子更容易进城去读书，或者全国统一高考。当然这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政策本身也会改变利益。”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表示，在中国，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同时存在。在“山河四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高校资源非常少，有些省人口却将近一亿，这些考生的机会比发达省份的考生要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家庭成为“高考移民”，为了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迁移到招收分比较低的地区。但大部分家庭很难采取这种做法，而一旦调整高考制度将会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 中共当局不会愿意得罪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家长。

另一方面，优秀的教师大多不愿意去到农村，郑旭光认为如果要讲求教育公平，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资金，突出贫困地区的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且取消户籍政策，让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有机会将户口迁到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地区。

“中国政府收了那么多的钱进行转移支付，就应该对中西部落后或穷困地区优先投入教育，而且要比东部实际的教育投入更高，才能够达到教育平等。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掏这个钱，对于大学培养精英和提升全民基本素质来讲，不能用刀下见菜的市场原则来进行，”郑旭光说。

中国从科举到现在的高考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周围国家如韩国的竞争也极其激烈，

李宏彬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若改动高考制度，一时之间也提不出更好的可行方案。但这个制度走到极端可能造成阶级固化，富裕阶层永远富裕，贫困家庭也继续复制上一代的条件。

最后还是回归到收入分配问题，在欧洲、日本情况相对好一些，他举例，日本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卡车司机的工资虽有差异但不是太大，但到了中国和美国差异却相当悬殊。由于存在工作收入的差距，如果通过上大学能改变差距，人们会非常愿意努力投资于大学教育，这样的情况下，有资源和资源稀缺的家庭结果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