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交谈中，有人问石峻先生，反右运动中冯友兰先生为何得以幸免划成右派？照当时的情势，他是难逃一劫的。

石先生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留校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教学，与冯先生是同事。不久，他又担任了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大家都尊敬冯先生，公认他是中国哲学史领域最大的权威。

1930年代，冯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人告发他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实冯先生讲的是“正、反、合”，一些不学无术的特务就将他讲的“正、反、合”密报上去，硬说是辩证法。上面的官员也不懂，就把冯先生抓了起来。但很快就将他放了，算是一场虚惊。

抗战时期，冯先生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人士，自然也将蒋介石奉为抗战领袖。蒋对他也尊敬有加。在重庆，冯先生有过与蒋同坐一张沙发看戏的经历。这使他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既定目标，一度被内定为右派分子。

鸣放开始，学校组织全校老教授开会，党委书记苦口婆心动员大家给党委提意见，许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少老教授受此鼓励，精神振奋，纷纷发言，一些发言相当尖锐，如“要求教授治校和共产党退出学校”等。唯独冯先生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是听。直到快散会了，他才发言，不仅没说一句犯忌的话，还义正词严地说：“全国各项事业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是错误的。”

这简直就是左派言论，如何定他右派？于是党委决定，派两位秘书到他家去，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让他说话，看能否从中发现右派言论。两位秘书奉命来到冯先生家，态度诚恳地引诱他说：“听了冯先生在全校鸣放会上的发言，觉得您可能还有顾虑，不敢讲真话、心里话。我们今天奉党委指示来您家，就是希望您打消一切顾虑，大胆给党委提意见，越尖锐越好，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此，冯友兰回答说：“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真心话。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明极了，伟大极了！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会上的发言就是我的真实思想。”无论两位秘书怎么诱导，冯先生就是不讲一句违禁的话。两位秘书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只好回来如实汇报，令党委大失所望。

最后，通过研究，决定从冯先生的哲学专业入手，让他谈谈对毛主席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的看法。只要他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稍有不敬，就有理由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两位秘书根据党委的指示，再次来到冯友兰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冯先生从事哲学研究多年，您可否从学术上谈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看法？比如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怎么看？”冯友兰回答说：“哎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太伟大了！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博大精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学到手，但我决心学习一辈子！”两位秘书又傻眼了，回来一汇报，党委才发现冯友兰真是老辣，所有谈话都是滴水不漏，实在找不到划他“右派”的理由。

后来北京大学公布右派名单，居然没有冯友兰，学术界不少人非常吃惊。

“引蛇出洞”的方略，在冯友兰这儿没起作用，他是一条不出洞的蛇。

66年运动爆发，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正是冯友兰所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很快，冯友兰便被揪了出来，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不断受到批判，要他交代罪行。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检讨《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上门抄家，张贴大字报，封存了冯友兰的文物和书籍，工资也受到冻结，夫妻俩每人每月只发放12元的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被再度抄家，所有值钱的财物几乎一洗而空，只留下一间房子让老俩口居住，其余都被锁上。后来，冯家一共住进了5户人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冯友兰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参加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看病，由于是“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拒绝接收他住院治疗。直到尿中毒，才于1967年1月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后尚未康复，恰逢造反派夺权，又被赶了出来，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到3月份又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冯友兰被认定为“三反老手”：解放前，他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仍然贼心不死，妄图复辟，是哲学界的一面大白旗。

1968年8月底，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已经73岁的冯友兰被工宣队实施隔离审查，与其他教授一同关进“牛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

两个月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论，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把冯友兰从牛棚中解救出来，恢复了自由。

对此，冯友兰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感谢，信中附有一首词《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信和词作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表达歌颂，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也要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不了解时代背景的人，会对“工军”弄得一头雾水，以为是什么新的军种，结果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简称。

有段时间，冯友兰将哲学研究转变为写诗热情，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一口气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道：“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人认为，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与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的冯友兰判若两人，其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因此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其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与郭沫若如出一辙。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没有像北大的其他教授一样自杀身亡。

在冯友兰的歌颂声中，他的待遇渐渐恢复，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更使冯友兰有了用武之地。

全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到1973年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抓住这个契机，主动写了两篇发言稿，《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毛泽东读到这两篇文章后给予了肯定，《光明日报》随即在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进行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

冯友兰的文章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学术取向，作为一代大儒，带头口诛笔伐，否定自己的学术根基，这种文化景观，亘古未有。但正是这种背叛性的投靠，使冯友兰成为新阵营中的吹鼓手。

1973年10月北大和清华成立研究小组，后改名大批判组，这就是著名“梁效”的来历。大批判组成立后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名望最高，此外还有周一良、魏建功、林庚、杨荣国等。冯友兰的身份是“顾问”，主要负责查找典籍，核对材料，注释成语典故。

此后，他写出了一系列评法批儒的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阅该著，还对冯友兰的表现再次进行肯定。

1974年6月12日，冯友兰参加了江青主持的会议，江青在会上有个发言。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外出开会。

这次会议的地点在天津的小靳庄，很不凑巧的是，在第二天下午冯友兰就因丹毒发作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冯友兰学习小靳庄农民用写诗批儒的方法，也作诗批儒，让护士记录下来。后来越写越多，集中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就是《咏史二十五首》的来历。其中第十一首写道：“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文革结束后受到强烈谴责，有人认为这是逢迎江青做女皇的心理。冯友兰辩解说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单就这首诗而言，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的成分，其中第一句“破碎山河复一统”就不合史实。因为早就一统了，何来破碎？这种刻意歪曲，不是逢迎又是什么？

总之这段时期的冯友兰，和江青、“梁效”之间关系亲近，风骨尽失。

1976年唐山地震，8月4日晚10点多，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等陪同下，亲往地震棚看望冯友兰。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又叫人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冯友兰因怕夜里感受风寒没去。第二天江青又安排人把他接到清华，告诉他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面被拍成照片，让文革结束后的冯友兰有口难辩。

参考文献：

施今吾《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

孟祥才《两则追忆》（原载《历史学家茶座》）

2024年0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