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送我一套完整的《自由中国》，我刚刚将重要的文章都看了一遍，回想国民党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抓雷震的整个过程，好玩。自由主义跟国民党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当时国民党确是一党专政的形象，党外人士的反对意见，要成立反对党。如果不是要成立反对党，还不会抓雷震的。雷震和本土的人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看来威胁很大。那是一种政治斗争。

《自由中国》最初是在上海办起来的，那时候国民党已经知道自己搞不成了，希望在危难时期跟自由主义者合作，由胡适出面办《自由中国》，希望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支援国民党。那时候还有半壁江山，胡适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到美国，国民党在危难之际，觉得一党专政专不了，要找一个有力的而且是美国人相信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蒋介石当时是合作的。胡适当时说：我除了蒋介石这个政府以外，没有别的政府可以支持。换句话说，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胡适是希望国民党在台湾还是继续实行宪法，真正变成一个民主体制，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有号召力。韩战一来，国际局势保护国民党，它就不在乎了，这样就跟《自由中国》的自由分子发生矛盾了。国民党还是希望一党控制，因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国民党有危机的时候，才靠近美国，靠近自由分子。

危机过去后，老蒋必然要建立自己的领导，他跟胡适最大的分歧在哪里呢？照宪法只能选两次总统，不能选第三次，但是老蒋第三次竞选了。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是一个宪政危机，所有的自由派、民主派，包括香港的青年党、民社党，还有一些主张自由的人，都认为蒋介石应该下来。胡适也认为，蒋介石不应该竞选，竞选是违宪的。因为他只有修改宪法，要不然没有办法，不修宪就是违宪的。

《自由中国》事件的原因，还不光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在第三次选举上发生直接冲突。所以，蒋介石违宪当选第三届总统以后，批评的声音非常严厉。这时候蒋介石受不了，非整《自由中国》不可，就说有匪谍，把雷震抓起来。一九六○年，胡适在西雅图开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到了美国，九月四日看到电报，说雷震被抓起来了，各电台报纸都报导，所以变成国际大事件。胡适就对美联社记者公开说：我不相信他是匪谍，我可以作证。这就是所谓《自由中国》事件，当时许多人对胡适也不满意，认为胡适软弱。

从胡适的日记看，我认为他当时不能算软弱。认为胡适软弱，现在几乎是定论了，但是我认为这对胡适讲是非常不公平的。胡适回来，当然很气。到了十月他才回台湾，在回台湾前，国民党知道要想办法沟通，胡适在日本住了三天，台湾就派了毛子水去接他，在东京跟他讲了三天，让他知道情况怎么发展的。到了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召见他，他对蒋介石痛骂：你这是什么审判？我在美国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蒋介石就辩护，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感情是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这就等于是直接的冲突了，胡适把蒋介石骂得很厉害，没有人敢对蒋介石这样骂的。

反对党当然希望他们破脸，搞成国际事件。胡适就认为把这个政府搞垮了，下面回大陆怎么回？没有可能。他是有这样估计的，而且他又不可能回到美国去，不做这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了。国民党在内部是能控制的，美国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而撤退，事实上毫无补益。

说胡适不去监牢看雷震，这更不通，因为胡适讲得很清楚，媒体等着他。他说：我不要去做给人家看，我要去看是我个人的事情。人家以为去看一下，表个态，就表示胡适支持雷震。胡适在报上明说了：我还没有去呢，记者就在门口围了一群，他会知道我想念他的。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见了报，等于去看他了，只是在形式上没有去看他一眼。

雷震始终为胡适辩护的。我看了他的回忆录，没有一句埋怨胡适的话。许多人希望胡适跟蒋介石翻脸，他们自己做不到就希望靠胡适来做，那是一个情绪的发泄问题。大家要求太高，要求胡适一个人把所有担子承担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胡适就说：你们先不要搞反对党，国民党认为反对党要推翻政府，一定要抓人。胡适一再劝：不要拿我来跟他们打仗，我可以赞助你，可以支持你，但是我不能代你出头，我是不搞政治的。

对这个事件，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我不认为对胡适的谴责是正确的，这样的谴责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要求。政治是非常复杂的，事实上是各有各的想法。我并不认为这边是邪恶，那边是正义。

文章出处：余英时谈话录

照片描述：胡适与雷震

翻拍地点：胡适纪念馆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