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肆虐香港，文化浩劫方兴未艾。以公共图书馆为例，一方面敏感人士或议题的书籍纷纷下架，另一方面宣扬中共革命恐怖主义的书籍却不断上架，最受触目的是年前疯传过的“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无论小说、电影抑或儿童绘本，都保留了红军小战士烧死土豪、“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的内容。该书在各大公共图书馆均有收藏。

换言之，文化浩劫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不单对红色革命暴力毫不忌讳，而且藉“爱国”之名加以宣扬，情况像中国大陆的中小学校会以批斗地主为题创作历史舞台剧，渲染“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

这股风的最新发展，是中华书局今年再版叶灵凤的《香江旧事》。

叶灵凤是著名的左派爱国文人，民国时期左翼文学组织创造社著名作家，抗战期间定居香港，之后开始从事香港史地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将他的相关作品整理成一套五册的“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左派对他十分重视，例如《文汇报》曾赞扬他“充分显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他的心与我们是这样的贴近。”

既然叶氏是香港史地专家，再版这本《香江旧事》有何值得一谈？这便首先要谈谈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反英抗暴“香港史”充斥偏见和失实

这本书使用了笔名“霜崖”，成书时间是1967年11月，1968年1月由群益出版社出版，一开始时计划以《英国侵占香港史话》为书名。几乎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华书局重印这书，在官网推介时用了一句颇吓人的话：“本书揭发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和在香港历年所犯下的罪行。”

这一句，其实引自该书原序。原序“精彩”的内容还有很多：“自本年五月以来，香港爱国同胞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暴运动，清算百多年来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积欠下来的旧恨新仇。”“英帝国主义……在过去早已不惜一再采用血腥的镇压手段。因此百多年来英帝国主义者在这里所欠下的旧债，事实上是一笔血债。”“这一次，自五月抗暴运动以来，英国悍然采用法西斯凶残手段对付我爱国同胞，欠下了大批新的血债，新仇旧恨，更是到了一定要彻底清算的时刻了。”“眼前的抗暴运动正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现在不仅是中国同胞要彻底清算这些罪行，也是他们自食这些恶果的时候了。”

换言之，这虽然是一本历史书，但对六七暴动稍有认识的朋友，不难发现这书本质上首先是当年《大公报》出版的六七暴动经典著作《我们必胜！港英必败！》的历史篇。

出版于六七暴动时期、以反英抗暴史观撰写的香港史，自然充斥着种种偏见和失实。以下试举若干例子说明。

清洗“殖民地”历史《香江旧事》论述极端和失实

谈新界历史时，叶氏以“沙头角、文锦渡和罗湖的抗暴辉煌战果”作引子。1967年7月发生的沙头角枪击事件，由解放军正规军7085部队向香港警察开枪，造成五名警察殉职。左派群众因为“抗暴战果”受到鼓舞，香港境内“人民战争”遍地开花，真假波萝阵延续至年底。

鸦片战争时期在尖沙咀发生的“林维喜事件”，林则徐在处理案件时称为“命案”，叶灵凤按照反英抗暴史观，称为“林维喜血案”，以便遥相呼应港英的“血腥镇压”。

香港开埠初期的汉学家、中国信义宗之父郭士立，在中环有“吉士笠街”予以纪念。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出任英军的翻译官，书中便称他为“挂着传教士招牌，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侵略军特务头子”，将吉士笠街称为“狭小污秽的横街”。

由于对“殖民地”一词十分厌恶，与此相关的论述亦颇为失实。例如叶氏说“远在‘南京条约’产生之前，这座小岛就早已被占据，并且被单方面宣布是自己的殖民地了。”事实上，香港于开埠后两年，即1843年6月26日中英两国于香港交换《南京条约》文本，英国才公布《香港殖民地宪章》，香港才成为“The Colony of Hongkong”，这个法定身份一直延续至1997年6月30日“回归”前夕。

由于自己不喜欢，于是便想象“‘香港殖民地’这个名词，同‘鸦片战争’一样，英国人一直不大喜欢提起”。最佳的反证，莫过于六七暴动当年的《香港年报》劈头第一句便是“The Year of the Ram has been an exciting one for Hong Kong. The drama of the disturbances has tended to obscure the steady, but none-the-less stirring development that has gone on in the Colony.”(羊年对香港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骚乱闹剧似乎掩盖了本殖民地稳步但令人振奋的发展。)事实上就算香港在“回归”之后，部分法例仍未及修订，仍保留“本殖民地”的称谓。

此书再版时撰写“导读”的是叶灵凤研究专家、中国退休法官李广宇。他没有列举上述事例提醒读者要小心书中哪些论述，而是以该书“成书于这样一个特殊年份，所以，‘字里行间浸透了感情色彩’”轻轻带过。当然，作为一本历史著作，本书也有其可取之处。李氏引用岭南大学刘智鹏的话：“叶灵凤的文章字数不多，却参考了大量史料，并且经常在有限的空间里反复论证。”叶氏利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穿鼻草约”前后的过程；1857年的“毒面包案”，本书用了16版记述，是了解事件来龙去脉的重要参考。

“低级红”言论不幸成为“高级黑”预言

然而，正如我们不会期待《我们必胜！港英必败！》会再版，这本书在“刮骨疗毒”国安大法新香港治下再版，“导读”又没有对读者作出认真提醒，相反强调“重读经典”可以让香港人“勿忘历史，爱国爱港”，这一切似乎不是巧合，而是有人认为现在是适当时机，重新引入左倾史观，进一步深化香港正在经历的文化浩劫。

该书最有用的部分，也许是一些“低级红”言论不幸成为“高级黑”预言。例如书中有以下一句：“历年以来，它一再强调香港怎样‘繁荣’，怎样‘安定’，甚至对新中国的‘好处’怎样大、怎样多，无非是自己早已自知‘朝不保暮’的流露而已。”用在今天的香港，竟然惊人地吻合，这不禁令人怀疑，出版社再版时有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杨颖宇（《教育刺针》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