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下旬，中共六大国有银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创下历史新低。图为中国银行标识

2025年5月下旬，中共六大国有银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创下历史新低。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首次跌破1%，而活期利率仅为0.05%。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迅速跟进，掀起一波“降息潮”。据统计，自今年4月以来，已有多家民营银行连续四轮下调存款利率，储户收益大幅缩水，民众对“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的担忧日益加剧。

负利率政策是指名义利率低于零，存钱者需支付费用，借钱者可少还本金。这是为应对通缩压力与流动性陷阱设计的非常规货币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央行（ECB）、日本央行（BOJ）以及瑞士、瑞典、丹麦等国的央行曾先后实施负利率政策。例如，2014年，欧洲央行首次将存款利率降至-0.1%，刺激欧元区经济、应对通缩压力。日本央行2016年引入负利率，将超额准备金利率设为-0.1%，试图摆脱通缩。

在讨论中共会不会实行负利率政策之前，我们先看看中国为什么会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行。

中国利率下行的根源：银行危机与经济失衡

简单地说，中国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行，反映出的是经济结构性失衡，诸如：

第一、明显的通缩趋势：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表面看“物价稳定”，实则反映出生产结构性过剩、需求极度疲软以及消费信心丧失。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居民财富结构畸形，70%-80%的家庭资产配置集中于住房。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70座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分别下降4.1%和6.3%。一旦房价持续下跌，居民资产将系统性缩水，进而引发信用萎缩与“财富幻灭”，推动民众缩减消费、防御性储蓄，从而造成通缩恶性循环。

至于PPI，截止五月，则已连续下行32个月了。

第二、政策意图受阻：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旨在抑制储蓄倾向，倒逼资金流向消费与投资，刺激实体经济、缓解内需不足。然而，低利率却未能激活消费，民众更倾向于保守储蓄而非扩大支出。2025年1-5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4.7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1%。

企业层面同样如此，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多被用于偿还旧债而非扩大投资。5月份，企业贷款同比减少2,100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减少1,700亿元，创近10年新低。企业风险偏好下降，优先选择去杠杆而非扩张，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银行生存危机：中国银行盈利模式依赖存贷款利差，但高存款利率推高负债成本，而贷款需求不足导致优质资产稀缺。同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51%。其中，房地产相关不良贷款占比尤为突出。因此，这轮“降息潮”并非出于主动扩张，而是自我维稳的财务性收缩。

中共金监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与农商行净息差分别降至1.33%、1.37%和1.58%，逼近盈利临界点。银行被迫压低存款利率以扩大息差，却引发储户将资金转向理财产品或货币基金，导致存款搬家现象加剧，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进一步受限。

负利率政策的实施逻辑与障碍

中国曾在2015年和2020年出现过实际负利率（即存款利率低于CPI）。比如，2015年8月，CPI达到2%，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降至1.75%，实际利率为-0.25%。

理论上，中国当前经济环境具备实施负利率的条件：CPI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形成通缩压力；数字人民币与移动支付普及，现金持有成本降低；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资产缩水，企业投资意愿低迷，货币流通受阻。然而，中国金融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却给负利率政策落地带来障碍。

首先，银行体系脆弱、缺乏信任保障，容易形成“羊群效应”。一旦实行负利率将会引起储户恐慌性提现，触发区域性甚至全国性大规模挤兑，导致信贷崩塌与信用链断裂，造成不可逆转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更关键的是，中国存款保险基金规模有限，远不足以应对系统性风险。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存款保险基金存款余额仅698.4亿元。以恒大2.4万亿元的债务为例，一家企业的债务规模已是基金的34倍。

其次，流动性传导失效。2022年以来，央行连续8次下调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从12%降至7%。央行通过降息降准释放流动性，但资金并未流入实体经济，反而助长企业“借新还旧”与金融空转。2024年，房地产企业融资主要是用于偿还到期债务，而非新项目开发。

企业风险偏好下降，宁愿持有现金或低风险资产，也不愿投资于不确定性较高的实体项目。中国已陷入“货币宽松—信贷冷淡”的循环，即使推行负利率政策，也不会产生“扩大投资”的预期效果。

最后，贫富分化与社会焦虑加剧。存款利率低于通胀，储蓄实际收益为负，普通家庭财富持续缩水。与此同时，股市低迷、房市下行、理财产品爆雷频发，导致“资产荒”与“收益荒”并存，居民投资渠道受限，更倾向于压缩支出而非消费。

负利率对低收入群体打击尤为严重，他们依赖储蓄保值，而高净值人群可通过海外投资规避损失。贫富差距分化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焦虑，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升至0.47。这种“低利率—高储蓄—低消费”的循环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反而加剧了社会信任危机。

中共实行负利率政策的两难局面

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中共政府的负债压力，但实际推行时却面临两难抉择，这与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环境以及政治安全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因此，当局只好依靠行政压制（如现金严格管制）进行拖延和回避。原因如下：

第一、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负利率将推动人民币对外贬值，导致国际投资者抛售人民币资产寻求海外避险资产，加速资本大规模外逃，威胁外汇储备。此外，人民币贬值还将引发连锁反应：推高进口成本、加剧输入型通胀，进出口企业利润受压、国际信用评级下调等。

第二、养老金体系危机。中国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债与低风险资产收益。若国债收益率转为负值，养老金给付能力将遭受重创，冲击全民基本保障体系。养老金不足，就需要延迟退休或增加个人储蓄补足，这又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倾向。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养老金首次出现超1000亿元的赤字，负利率将进一步恶化这一问题，令“年轻人养活老年人”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造成社会契约的断裂，威胁社会的稳定。

第三、国际环境影响。2024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基准利率普遍处于历史低位，美联储因经济放缓和通胀回落启动降息周期。这一趋势在2025年未得到显着改变，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年内多次降息，新兴市场国家如越南、巴西也纷纷降息以稳定增长。

美联储降息缩小了中美利差，比如2024年，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已降至1.5%。美联储降息为中国提供了降息空间，若中国不跟随宽松，人民币可能升值，损害出口竞争力；但若中国过度宽松，又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威胁外汇储备。

第四、中共政治安全底线。中共体制内“稳定”高于一切，哪怕错过时机，也不能犯错。负利率作为高风险政策可能引发社会不满、挤兑潮甚至金融危机，其政治后果无人敢承担。

中共“做错有罪、做对无功”的官僚文化使得无人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行负利率不仅是经济上的尝试，更是对当局政治体制与行政能力的极限挑战，这是其根本“无法承受”的代价。

结语：两难选择的根源是制度性信任危机

目前，中国已经陷入“低利率—低通胀—低信心”的困境。从技术角度看，负利率或许可以起到刺激投资与消费，缓解债务压力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政治体制上的不适应才是中共在负利率政策上难以抉择的决定性因素。

当局所面临的不仅是经济治理问题，更是一场制度性信任危机。货币政策已到极限，财政刺激边际效应下降，唯有通过结构性改革——资本开放、制度透明、信息自由、风险容错机制重建等，才能打破困局。但这些，恰恰是当前体制最不能触碰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