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的亲家母是一个文盲农妇，早年历尽贫苦，也受过农村有产者的气。但她认定自己的不幸是命运，改善自身命运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因为穷，土改时她和丈夫都被划为贫农成分，是农村中历次运动的依靠对象。每次工作组来农村开展运动，都会动员两人按照他们的布置斗争人，打倒人，思想单纯的男人总是积极配合。每逢这种时候，女人都会坚守原则，以分家相威胁，不准丈夫按工作组定的调子发言伤人，并坐镇会场监督。工作组发现每次女人到会，男人发言的火力便严重不足。

这位亲家母历经土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运动，从来不对地主富农、四不清干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为人因此受到村里人的尊重。

中国农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的人像这位女性一样，坚守与人为善的良知，中国社会就会少了许多戾气和血腥。而不是每次运动，下面总是积极响应，你整我我整你，彼此伤害。运动结束，又总是把运动造成的灾难归因为上面，而不反思自己的愚蠢，自己的主动配合，甚至于变本加厉。从不想想自己能否表现得更有人性一些，理智一些。

希特勒法西斯覆灭之后五十年，德国新一代历史学人开始研究1930、1940年代，每个普通德国人为希特勒反人类罪行推波助澜的责任。历史专著记录了许多普通德国人在二战时期每天作完本职工作以后，自愿到集中营充当看守，以便参与虐杀犹太人和战俘，这该算是谁的责任？

如果遭受过苦难的人不懂得反思，不思己之过，总是推诿于人，替自己寻找种种借口，那么所有发生过的灾难，还会重新发生。

晚年的周一良常和儿子讨论人生经历。他写的回忆前半生的《毕竟是书生》，儿子读后认为父亲漏掉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史实。

但这本自传发表时，周一良并未增补以上内容。同一年，社科院汤重南先生在写文章时，同样回避了中国人文学者1949年以后挨整的经历。

几十年来的不断运动，让接受过思想改造的读书人学会了明哲保身，周一良和汤重南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所以对于周一良的自传，国内外文化界有褒有贬：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则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

接受过思想改造的人，会把令人不齿的事情看作天经地义。赵济年在回忆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

赵济年是民进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部长是著名作家谢冰心。不过冰心只是挂名，凡事不闻不问。按组织程序，赵济年作为副部长，要定期向冰心汇报工作。但他同时另有任务，要把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

赵济年每隔两三周会去冰心家一次，先电话约好，时间一般定在下午，双方饮茶清谈。回家后赵济年会根据谈话整理，写成报告。然后再像地下组织接头一样，交给上级。

这种生态环境，想想都很可怕。当年干过这种事情的，并非仅仅赵济年一个，好几个著名人物都干过。

但冰心毕竟是非凡人物。有次她对赵济民说：“我们这些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

这话无疑在告诉赵济年，别白费心了，你和你后面那些人的小伎俩，我知道。

相比赵济年，有些人的做法就大不一样了。

1956年，张劲夫调中科院任党组书记、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

第二年反右运动，各单位都在划右派。张劲夫是中科院一把手，不能不有所行动，但他实在下不了手。7月里的一天，他大着胆子去见毛泽东，鼓起勇气说：“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中国现在科学家很少，老科学家更是宝贝，是国宝啊！能不能不划右派？”毛泽东闻听此话，惊讶地说：“你张劲夫还敢提这样的意见？”见张劲夫不吭声，只是乐呵呵地盯着他，毛泽东想了一下，改口说道：“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嘛。”

毛泽东让张劲夫去找书记处谈。书记处同意了张劲夫保护科学家的意见，科学院不划右派。最终一场涉及全国的运动，科学院没划一个右派。

无独有偶，曾彦修也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官员。

1951年，曾彦修在广州《南方日报》担任社长。当时正是镇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必须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为镇反摇旗呐喊，大造舆论。但有次处决人犯，多达140余名，其中一人是前广东省教育厅长，广州解放后从香港回来的。这样的人为何也要处决？为此他仔细查看了这140多人的罪名，基本上都只有笼统的一句话：“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对此，曾彦修深感疑点重重，于是连夜向叶剑英反映此事。叶剑英也觉得不妥，当即下令停止执行，重新进行审理。许多人因此免于冤杀。

1964年，曾彦修在上海一家大中型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由他经办的十个案子，共涉及三十来人，他对每一个人逐一审查，最终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人有问题。

其中，某人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结果查明乃是同名同姓。有个人被揭发是汉奸，其实是受组织指派的两面村长。一个反革命资本家，曾经舍命掩护过地下党。这些人幸亏曾彦修，才全部恢复了清白之身。

仁者高寿，曾彦修活了96岁。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说了一句话：微觉此生未整人。

非但如此，57年反右时，身为“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曾彦修，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右派指标，不忍心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最终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

从50年代一路过来的知识分子，晚年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像曾彦修一样，敢说：“微觉此生未整人。”

2024年12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