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夫妇

向达，自称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是曾国藩幕僚，父亲做过广东梅县知事；父子二人皆中年早逝。向达9岁便失去父亲，随母亲返回家乡湖南溆浦。自此，家境渐衰，向达是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下长大的。他24岁时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专业，当年即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英文见习编辑。同时在中国史地学会帮助柳诒徵先生编辑《史学与地学》。后商务印书馆根据其特长，将他调入史地部负责审查校对书稿。

此后，向达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在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方面，并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学者。

1948年底，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乘飞机匆匆南下，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也随之而去。当时，汤用彤暂代校长职务，他请向达接任图书馆工作。1949年2月，北大由军管会接管，向达仍然以历史系教授身份，兼图书馆馆长。当年，在一份个人情况的内部材料中，党组织对他的评价是：“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

为何对民主人士不满？他的学生邓锐龄回忆说：他接触了某些民主人士，认为这些人于革命贡献不多，却居功自大，甚者有不可一世之概。如北大许德珩教授发起组织九三学社，上级领导特地为他配备专车出入校舍，顿时声名骤起，身价不凡，向达与杨人楩就在私下场合谑称之为“党魁”。

令向达没想到的是，他的社会头衔也开始多了起来。1949年，他被提名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5年被提名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他是理事，并任秘书长。1954年5月，中国科学院任命向达为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同年6月，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现状表示不满，认为社会活动过多。

受到重视固然高兴，但社会活动太多，以致严重影响到读书、研究，这也让他深感抱怨，甚至在开会时大发牢骚。这是因为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实在让人难以招架。

从1952年1月中旬到6月下旬，北大两度停课，几乎有半年时间，全校师生卷入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等各项运动，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尤其是思想改造运动，每人要在小组内自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由其他组员评议；有的还需在本系师生或与外系师生召开的联席会上反省并听取意见。重点人物像法学院的周炳琳教授，则要求在全校大会上多次检讨，直到师生们最终认可，才算“过关”，允其“下楼”。

向达对此很有看法，觉得这是强迫教师自己作贱自己，彼此互斗。他坚守内心的底线，绝不配合。

北京学术界发布声讨傅斯年的宣言，找到向达，向达表示绝不乘人之危，拒绝签名。

他非常看不惯有些人的变色龙嘴脸。当年傅斯年离开北平时，有两位学者送行，口口声声说决不辜负老师的培育之恩，但转眼就签名背弃老师，向达对此非常鄙视。这两位学者的专业都是田野考古，在全国一片学马列的高潮中，也附庸马列，表示要用马列主义指导考古。向达对此就很不以为然。

汤用彤是向达的老师辈，对向达十分器重。即便是这种关系，当汤用彤在自己的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里，说要“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就认为“是降低身份”。

而他自己的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在1956年出版的“作者致辞”中，向达既没有用马列作为标准批评自己的旧作，也没有说今后要用马列指导自己的研究。

鉴于他在运动中的消极表现，党内曾有人想把向达列为系一级的批判重点，幸亏有人说情，才放他过关。

对于思想改造这类做法，向达很有意见。1956年，他曾对学生邓锐龄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上海某大学思想改造中烧毁某教师的著作，还勒令他亲到现场观看。这使同为大学教授，并将学术研究视为生命的向达十分反感。

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且工作作风十分粗暴的现象。向达很有看法，不止一次在会上提出批评。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他的上司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写文章揭发向达，说他对科学院党的领导大肆攻击，说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科学院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形同军阀。他还经常摔乌纱帽，以此表示向外行抗议。……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哲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认为“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并厉声责问：这是“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

翦伯赞的批判可谓字字诛心，上纲上线。

在中科院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陈垣以向达的直接领导、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的名义，专门针对向达作了批判发言，将向达定性为右派分子，逐条驳斥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对于这场批判，陈垣自己颇为满意。也让向达见识了什么叫做内行斗内行。

向达最终被划为右派，还与他呼吁把土家族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有关。

他和潘光旦在此问题上看法一致，并把相关言论发表在全国政协的《会刊》和党的机关报上，持论有据，用语平和，并无过激之处。然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两人的这一行为被认定为“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被双双划为右派。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所有职务均被撤销，只保留了北大历史系的教授职称（但不再是一级教授）。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宣布对右派的处理政策时说，有人如果不愿接受上述处理，也可以提出申请，可以辞职回家，自谋生路。

当年的情况，已经不是刘文典时代，踢了老蒋一腿，然后从安徽跑到北大，照样可以教书上课。新社会实行户籍粮食政策，一旦离开单位，生存都是问题。所以在历史系右派问题小组讨论会上，性格倔强如向达者，面对江书记的上述发言，也只能服软，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他沉痛地说：“我如果离开党，哪里还有什么个人的出路呢？”

两年后，向达、潘光旦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最早的一批摘帽者。虽然右派的帽子摘掉了，但仍旧是摘帽右派，低人一等，只不过比戴帽右派，有所区别而已。

也许是因为摘帽的缘故，接下来的几年，向达还能不断参加政协活动，说明他的政协委员还保留着。

直到1964年政协换届之后，政协的会议和活动，就再也看不到向达的身影，说明他已经不再是政协委员了。

然而这样一来，不是委员的向达，反而有了较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工作上。

1966年春天，向达关于中外交通史料的整理计划又有所扩大。正在他雄心勃勃之时，文革爆发，向达再次受到冲击。他是北大第二批被揪斗的牛鬼蛇神。在反复批斗之后，随同其他被批斗者一道，下放到昌平劳动锻炼。

据邓广铭回忆说：66年9月27日，临近国庆，校方命令我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在其中。下乡以后，人分两组。一组是罪行严重的牛鬼蛇神，其余二组罪行较轻。向达分在一组。他患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对随队的监管医生说了自己的病情，医生只发给他消炎片，也不让他看病。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药，越吃越坏。我们是10月14日回北京的，向达所在的一组继续留在昌平。直到病势垂危，向达才被获准回家。此时已经病入膏肓，很快就去世了。关于向达病逝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说11月20日的，有说11月24日的，也有说11月30日的。

乱象丛生的年代，就连死亡日期，也是众说纷纭，无法确定。

参考资料：

孟彦弘《一位倔犟的历史学家——向达别传》

何龄修《向达先生二三事》

2024年1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