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就宿在王家，床铺是个大炕，一家人睡成一排。城里虽是风声鹤唳，但王家的人早已鼾然入梦。我有择席之扰，那晚并未成眠，心中总是觉得虽然城里城外只有一墙之隔，但乡下的生活有着一份以不变应万变的富泰，乡下的人心有着一种不受荼毒的憨厚。
乡下既是这般的好，大家都应该跑到乡下去才对，可是根据学问上的说法，城市却比乡下要高明。
我读过考古，也看过大学问家柴尔德的书，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原来人类历史上除了旧石器时代用火这一大成就之外，还有另外两大革命：一是农业，一是城市。农业不必说了，就是给大家都吃饱肚皮；城市的发明让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还有了国家。后来欧洲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中国的奴隶社会，许多学问的讨论都离不开城市的建立。当初在国内的时候我到各处去考古，比如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费了半天劲，花了好些钱，为的其实就是找寻最初的城市痕迹，以说明中国人建国的悠久。
上学之后还陆续读过一些高深的书，在此之后我终于明白，人类的最终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这三大差别里有一项就是消灭城乡差别，其中暗含着的意思当然不是让城市变成乡下，而是要让乡下变成城市。
到了如今，就象眼下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神不守舍地要往国外跑一样，中国多少农民都梦寐以求要闹个城市居民。如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条在科学上据说有十足把握的大胆假设并不需要小心求证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城市肯定是个好去处。
尤其是北京城。头一样，北京是首都，也就是首善之区，什么好事都得先想着它。譬如说，记得当初文化革命闹到大伙儿都快吃不上饭的时候，北京城里虽说也困难，但逢年过节还是可以有些好处，至少可以从别的城市把北京人需要的物资调拨过来，比如说最紧俏的鸡鸭鱼肉之类。我的一位姑爹，学的是冶金专业，原先也在北京城里住，后来脑子一热，情绪一高，支援祖国建设就到了东北的鞍山钢铁公司。这时候鞍山和全国一样，也是困难得很，几个月别说吃肉，肉腥味全没闻过，味觉器官迟钝不说，嗅觉器官也都几乎退化。所以姑爹每年冬天来北京出差，都会不惜巨资在北京买下许多的猪肉，然后将四环素之类的抗菌素药片砸成粉末，涂在猪肉表面上，让我们帮他送上火车，他再将这些经过防腐处理的猪肉挂在窗外，说是到鞍山一路肯定坏不了，他已经试验过多次。当年出关的火车上，窗口外都挂满了各类食品，车窗根本关不严，乘客宁可顶着钻进车箱里来的刺骨寒风也毫无怨言。有的时候，姑爹怕我们看到他把北京这么多的猪肉买回鞍山去，心里不乐意，就会主动把道理解释给我们听：其实他们那里也有猪，因此也应该有猪肉，但是都运到你们北京来了，我这是把它们再运回去。
再说第二样，北京的户口。我当初从插队回城之后，就是因为没有户口耽误了好些事。有个户口，不但按月领取粮票、油票、布票等等不说，政府还给安排工作。而且北京的户口还有一样好处，迁出去可以，再迁进来不行，就象如今许多单行道一样，开车过去可以，要想倒回来就算犯法，可见其难得之处。多少人和领导或是同事抓破脸皮，闹翻了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说话，其实也就是为了一个北京户口。后来我读书之后毕业分配，有位年兄硬是专业不干了也要把户口落在北京。说心里话，有个北京户口确实是不容易哇！
就因为这些事，怨不得在北京住了一辈子的老舍先生深谙此道，在话剧《茶馆》的戏里借着王掌柜的嘴说：“要不介怎么说，就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么！”
既然北京城里这么好，何不就将北京城再拼命扩大几倍，让凡是想住进来的人都能住进来，岂不更好。按照上述消灭三大差别的高深理论我就曾经这样想过，大概政府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在我这次出国之后，北京城动了大工程，一口气向外扩展了好大的地界。原来北京城圈子的二环路眼下已经是最小的了，还有三环、四环、五环，等等。几十层的大高楼也不知道起了多少，我就想，把这些大楼里面全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还能够装许多人。不过，因为这一拆一建，去年我回到京城去，别的地方不说，光是宣武门和复兴门这些我当年最熟悉不过的地方全不认识了。街上的人多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里也是摩肩接踵，可是大家看来反倒乐在其中，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显然北京城里有它不言自明的好处。
不过鱼和熊掌似乎又不可全得。北京城大了，北京城里住的人也多了，空气便不好。原本我就有个哮喘的毛病，每次回京，飞机一落地，我也就应声咳嗽起来。在京城小住几日，呼吸道的痼疾使我苦不堪言，于是自然就想到北京的乡下，想到过去北京的乡下。
为了寻找北京的乡下，我坐公共汽车出城十几里，到我儿时曾经游荡过的地方。但我看不到天上的白云，也就找不到地上的乡下。我问久居京城的人，他们说，北京的乡下其实还有，只是消退了，退到了远处。要是想看乡下，到怀柔去，到密云去。
我还真想办法到了几处，譬如红螺寺，譬如金山岭，我也果然看到北京的乡下，只是如今见到北京的乡下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就在我们要返回美国的前一天，遇到在德国读书时结识的朋友章先生，如今章先生已经是中关村一家商号的老板。章家夫妇都热情，力邀我们到京城乡下去赏赏野景，不过说如今到底不比从前，北京的乡下非要走出去几十上百里路是看不到的，幸好他有部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并不妨事。
那天我们起个绝早，先开车到十三陵迤西的左路去看献陵、庆陵和茂陵那几个明朝皇帝荒废的陵寝。一路上，身旁的汽车呼啸飞驰，差不多都是在美国也算得上相当考究的汽车。章先生说，从牌照上就看得出是京城里边大款们的私家车，过去要住大楼的是他们，如今在大楼里住厌了，每礼拜隔三差五带着家人到乡下去渡假的还是他们。只是乡下修了别墅，还有渡假村之类的时髦建筑，野趣便没有了，到乡下去还得往远走才成。
可不是么，后来我们一路走进了锥臼峪。听妻子说，三十年前她的同学在这里插队，来这里会友，一路上荒不见人。如今守着锥臼峪的山口，已经兀地横起一道水泥铁杆大门，里面的点景工程无非是些水泥建造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倒是越往山里走，景致越好，可惜我们不胜脚力，时间过于仓促，于是也就半途折返了。
回到山口处，是一排农家办起的餐馆。进去点些饭菜来吃，棒茬粥、贴饼子，口感还是当年的新粮，摊黄菜、香椿鱼，感觉比在城里的卫生还让人放心。
也有名片递过来，说是另有农家院子可以过夜。原来就听朋友说起过，乡下为了招徕游客而大兴土木，并且按照规格等级分别称为地主院、富农院、长工院，入住之后，门口就高悬起写有你家姓氏府第的大红灯笼。问起他们这里是否也有这类区别，经理羞着脸道，目前经营上还没有这般成熟，但也已经有高低档次的不同，丰俭由人，无任欢迎。看看名片上的英文落款，分明还是股份责任有限公司呢。
回城的路上，章家夫妇知道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启程，不免互道珍重。我便告诉章家夫妇，除了牙病之外，我的身体尚称健康，不过久病成医，在美国对牙医还确实有了一番深入的了解。比方说，我们的朋友，牙医虞太太给我的牙齿照过爱克斯光片之后告诉过我，由于我的牙龈保护不好，已经向下消退，牙床也有些萎缩，其后果是造成牙根逐渐暴露松动，最后人尚未衰老，牙齿倒先脱落了。她还说，我的牙齿本身固然有问题，但牙龈的问题更大。听到她的话我在心中吃惊不小：过去我以为人老了，掉牙总是必然的，想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可是在哈佛医学院拿了牙科博士头衔的虞太太却摇头不止道，其实大谬不然，只要讲究口腔卫生，牙龈就决不会消退，牙龈不消退，就可以很好地保护牙齿，人活到八十岁还有一口完整的好牙决不是笑话。
我正将我的夸夸其谈向章家夫妇说到这里，心中不禁陡然想到，人的牙齿如此，其实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城乡之间有如牙齿与牙龈，正像牙龈的消退便意味着牙齿的松动和最终的脱落，乡间的消退难免不是城市衰落的先兆。我们不愿意看到北京的乡下节节退却，其中的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不过，由牙医之道引伸出来的这番心思我对章家夫妇并没有说起。望着窗外一辆辆绝尘而去的汽车和远处北京城里那渐渐逼上前来的一大片灯火，我默然无言。黑暗中，偶然瞥见汽车的里程表上显示出今天从城里到乡下已经开了一百多里路，这时不禁想起幼时宣武门曾经就在我家的百步之遥，复兴门也不过是走路区区半个钟点的距离，心中便不免到底叹了：
“北京的乡下如今离城竟这么远！”
二OO二年五月三日，二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