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打成右派算起，20年间我几乎没有发表论著。旧著《中国哲学大纲》可谓一个例外，早在1956年时，商务印书馆曾找出过去已制版的纸型，决定将其付印。而到1957年秋，我因言获罪，被打入另册，有人认为不必印了；商务印书馆负责同志仍决定付印，建议用笔名出版。当时王锦第已调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前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和王锦第商定，改用“宇同”的笔名。1958年此书总算正式出版了。
从农村下放劳动回来，教研室派给我的工作是参加《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的资料选注工作。我潜心做这些资料工作，其间经过三年灾害时期，生活虽艰苦，倒也相对平静。至1962年7月，大气候相对缓和了，我也被宣布“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了。但是此后仍难以公开发表文章。
1962年“回到人民队伍”后，我仍继续承担“汇编”的资料选注任务。到了1963年秋季，让我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讲“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上古讲到近代，讲了两个学期。1964年，我也被派去参加北京近郊的“四清”运动，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白鹿司村参加“四清”工作组。当时同往王四营的哲学系教师还有郑昕、熊伟、周先庚、周辅成、桑灿南等。我与任华同志一组，与农民同吃同住。农村生活比较艰苦，但颇受农民同志的热情接待。特别是住房相当宽敞，休假时回到中关村住宅，一下子不适应，很感局促狭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后我们从“四清”所在地奉命返校。当时北大的东南门旁贴出一个纸条，口号是：“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校就“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全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据说有问题的，如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楠森、朱伯崑、吴天敏、桑灿南等，我也名列其中；有问题的这一组由黄楠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另一组据说是没有问题的，有郑昕、唐钺、齐良骥、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黄子通等；这一组中，黄子通不久也被揪出来，后来宗白华也受到批判，加入到我们“有问题”的行列。
我奉命每天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去参加所谓的学习。不久冯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冷眼相对，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十几个人，以冯定同志及王庆淑为首，还有任宁芬、汤一介等，多为原来的系领导及负责同志，这些人被称为“黑帮”。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判。
当时还有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1966年9月初，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卬带队到我家搜查。我自调到北大，住在中关园平房16号，他们来抄家，闹了一下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大约是想从中找出我的反动思想的“罪证”。他们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其中包括未曾发表的《天人五论》原稿，这真是万幸！庄某后来成了“四人帮”的帮凶，在上世纪70年代死去了。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5月，差不多有一年，我天天一大早从中关园家里赶往学校，扫地、抄大字报。扫地意在得劳动改造之神韵，而抄大字报成了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小将的最后一点可利用的价值，我们手中的笔墨沦落至此，岂不哀哉！
到了1967年6月1日，“文革”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楠森、汤侠声、叶朗、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晏成书等人那一组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当时北大的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新北大”，一派是“井冈山”。两派斗争激烈，你死我活，各自都天天用高音喇叭高声广播，革命动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灌到我们耳朵里来。
1968年8月初，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搬家，从原住中关园16号搬出，换住到中关园二公寓里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于是不得不卖掉四平板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沙发，必须有书桌陪着，就又搭卖一个书桌。一家人挤挤挨挨，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北大造反派的两派斗争过于凶猛，所以1968年8月末，上面就派工人阶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接管。那天晚上，命我们迎候欢迎，一直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大家列队欢迎，我也站在学生队当中。接着开大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一个工宣队员立即斥责道：“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
接下来天天开会。过了几天，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确实令我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他的话，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以前我们对于古人身处乱世的心迹，容易求全责备，而自己一旦真切经历“文革”时的情景，深感难为言矣。有一个青年工人专门和我过不去，每天都找我的茬，幸好过了几天工厂把这个工人调回去了。
当时我们还算是参加群众学习的，另有不少老教师则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38号楼居住，有家难回，每天开三段会，时时刻刻闹不停。当时掌管哲学系的宣传队开了多次大规模的批判会，批判冯定、冯友兰等，有一次也将郑昕揪出来加以批判，黄子通也受到隔离审查。对我经过内查外调，证明我确实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将我关进“牛棚”，但是也开了两次小规模的批判会，仍批我1957年的“右派”问题。并说以后还要再批，但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过后才知道，周总理讲话有指示，说摘了帽子的就不是“右派”了，不应再批。
北大两派斗争时，误杀了两个学生，宣传队进校后，揪斗严厉，教职员中多人自杀。北大教授大多数被定成反动学术权威，其中最有名的“四大反动学术权威”是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朱光潜，“小反动学术权威”就不计其数了。多少次开批斗会，他们四个每次在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多钟头，苦不堪言。后来翦伯赞不堪凌辱，自杀了。翦自杀后，宣传队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于是宣传队找冯友兰先生说：“你可千万别自杀呀！”冯先生说：“我决不自杀。”宣传队又到哲学系对我们说明翦伯赞自杀的情况，借以安定人心。此后，运动逐渐“转入正规”。
回想“文革”初起，我刚从农村返回学校，一时也不明就里，也认为这是报纸上所说的“是反修防修的需要”。但事情随后的发展，却让人触目惊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天开三段会，早请示，晚汇报，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我心里实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我也不敢说出心里的反感。心口不一，随波逐流，虽出无奈，如今思之，实有愧于平生所学！
我当时虽也思考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但囿于一己闻见，对于政治上的问题也想不清楚。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个大错误。列宁认为对传统文化还是应选择吸收，毛主席早年也讲要批判地继承。我也痛感中国的历史太曲折，本来中共“八大”的决议是比较正确的，现在改革开放所实行的方针政策其实和“八大”的路线还是一致的。可是“八大”的方针不到半年就推翻了，以后反右派、庐山会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终于酿成一场空前的灾难。我老是想着孟子的一句话：“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做到了“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这是反常的，真是举国若狂了。
1969年9月末，宣传队号召教职工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
到鲤鱼洲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合编为第八连。大家住在大草棚里，江西冬春多雪，往往夜间降雪，次日早晨发现头发上有不少雪花，因为头是向外的。初到鲤鱼洲，我也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等劳动。因我年纪已过60周岁，后来就被编入老年组，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从事种菜等相对较轻的体力劳动。
江西土质是红土，在鲤鱼洲，真可谓是“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跟头，有一次摔伤左腿胫部，痛了一百多天才好。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确是如此。在劳动时，两手都是泥土，喝水不易，于是养成习惯，早饭后喝一大杯，即去参加劳动，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除此以外，每天各时段中间不喝水。这一习惯我保留至今，可谓是“五七”干校之遗赠。
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轮值夜班，坐在棚外。此刻，夜阑人静，万籁俱寂，颇有静观之趣。仰望天空，北斗俨然在目，别有一番乐趣。多年以来，我住在大城市，房屋栉比，烟尘弥天，很难见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观天象，星云皎然，使我顿感心底一片澄明。
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汤侠声等可以先期回校，于是10月3日启程北归。到此，我在鲤鱼洲整整度过一年。次年起，冯定、王宪钧等也陆续回到北京。
重返学校后，让我参加新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辅导工作。当时的情况是，老教师要听青年教师的，青年教师要听工宣队师傅的。昔日的学生凌驾于昔日的教师之上，少壮者对于老年人都是直呼其名。冯友兰先生已年近八十，年轻人对他仍直呼其名。工农兵学员们呼我为“老张”，这就算很客气了。
（摘自《张岱年自传：通往爱智之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024年12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