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见我的朋友张先生（下称作者）的学术访谈录再度结集出版，并以《远见》为书名，是《见解》的续作。作者虽年轻，却已是中国大陆杰出的资深记者。我们结交多年，承其雅意，嘱我在出版以前写些读后感，我觉得义不容辞，便不假思索答应了。事到临头却迟迟不知如何落笔，因为他的访谈涉及纵横广深，往往不是我的学力范围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觉《远见》的书名取得甚为贴切——如果必须找出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远见"，因为访谈的内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启发，为当今学科孤岛化和碎片化带来清新的横向联系，它透露的真知灼见与生命历程对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范。（按，姑隐作者本名。《远见》数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编辑、校对与排版，唯该社高层突然出事，以致许多书未能付梓，本书只是其中之一。）

（甲）其人

作者是知识型记者。他在报馆编辑文化评论版以外，另辟蹊径，与学术人和文化人从事深度访谈。这类知识性访谈目前在中国开始受到瞩目，作者是其中的佼佼者。为此，容我先从传播研究的专业角度，约略述评我对记者、新闻和媒介理解的脉络，接着我将为作者独特的角色与风格提出观察，不妨视为小型的个案研究。

记者的天职是采访新闻。从前有人说"新闻"（news）是东（E）西（W）南（S）北（N）的组合，也就是记载社会的众生相，以致民国初年出现"有闻必录"的说法。"有闻必录"是对新闻本质的一种浪漫、粗糙而不实的想像。其实，清末民初时期记者的地位低落，被视为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归宿。林语堂（2008）批评上海的大报"《申报》编得很滥，《新闻报》根本没编"，因循守旧，只以一些无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根据他的统计，直到1922年《申报》新闻占不到报纸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国际新闻只是新闻的百分之四（页146—147）。别的不说，以如此微不足道的篇幅，怎么可能"有闻必录"？迨至1930年以后，记者连同律师、医生、教师开始建立职业团体意识，继而引进美式新闻教育，新闻才逐渐成为中产白领阶级的行业。其后数十年各种风起云涌的变化，则自然无法在此详谈了。

无论世界和科技如何变化，记者和新闻媒介的注意力必然是挂一漏万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有闻必录"。纵然今天网路和新媒体这么发达，提供几乎"无限的"篇幅，也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何况媒介要报导的只是"重要的"新闻。至于何谓"重要"，五十年来统称"媒介社会学"的各种研究细致地显示，记者、新闻和媒介的文化生产都具有或显或隐的选择性，若以镜面为喻，它们不是被动的"平面镜"，而是一面主客交融所建构的"棱形镜"：从微观的层次说，记者的出身、周遭环境和思想背景不同；从中观的层次说，记者必须接受媒介组织、专业伦理和新闻规范的约束，其力量往往凌驾个人的差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媒介和权力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说，不是虚无地否定新闻为全不可信。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新闻我们也不妨抱着"合理怀疑"（healthy skepticism）的态度，永远戒慎恐惧，以求尽量接近"真相"。这个"真相"有历史性，内容和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且"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在特定的时空内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蕴涵社会价值和共识基础；不同的诠释社群即使观点不一，经过彼此善意的沟通，也能求同存异。

这个基础上，媒介不啻是民主公共生活的核心：它是社会沟通和折冲樽俎的场域，被动地反映社会利益和意见的竞争与整合；它也主动界定社会局势，建构社会意义，成为连接社会整体与部分的黏合剂。但因为人类社会不完美，记者和媒介所报导的新闻当然也不完美。近年来，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性质在中国引起学界诸多辩论，可惜双方往往自说自话，有的根本聚焦失准。西方媒介专业主义在历史格局内发展出一套实践性的理念和技术规范，力求新闻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究其背后则是深植于社会的恒久价值之上。我在接受《经济观察报》（2020年6月30日）的专访中指出："媒介专业主义是'体制内改革'，不是体制革命，更不是乌托邦，而是用务实方法来处理不完美的人类社会。"对媒介专业主义当然可以有正反的判断，但若漠视这个本质，整个讨论必属浮游无根。

一百年前，李普曼的《公共舆论》（Lippmann,1922）允称美国第一部重要的传播著作。他信奉当时当道的进步运动，以科学和进步为圭臬，认为媒介必须完整反映或呈现外在世界，并转化为人们脑中的图像。但因现代生活复杂万端，媒介内在缺陷使之依赖刻板印象进行报导，而有组织的公关机构又复盛行，致使一般民众受到蒙蔽。他提倡由特殊、独立的专家精英阶层（例如国家统计局的专家）为媒介和民众阐释并解惑公共事务。（他生前，杜威与之针锋相对，主张透过社区民主沟通建构现实，而不是由专家经由媒介指导舆论方向。他死后，萨伊德撰文批评李普曼是权力圈内的"使节"，也是"美国世纪"的鼓吹者，兹不具论。）后来，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et al.,1944）原以为媒介如魔弹，可以直接影响受众的态度或行为，不料他做的美国第一部经典性传播效果经验研究《人们的选择》发现，在总统大选期间，媒介的资讯主要透过中间的"意见领袖"加以吸收过滤，再传播给一般民众，此即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此说已被大幅修正，我回顾这段历史旨在指出：拉扎斯菲尔德建立传播效果的主流范式，在思想上原来与李普曼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的。

接着，我想在这个脉络下，谈谈在我心目中本书作者（和同类记者）扮演什么角色。作者是记者，而且是知识型文化记者，顾名思义就是"外行中的内行，内行中的外行"。他在学者、知识人和文化人之间穿针引线，犹如飞舞于文化花丛间采蜜的蜂蝶，再把酿成的蜂蜜以文字分享给知识群体的同好。这里我不禁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六七十年前《纽约时报》最负盛名的时评专栏作家雷斯顿（James Reston），他说他的评论是"写给中西部的大学教授看的"。雷斯顿是周旋于华盛顿权力圈的"意见领袖"，企图以其评论影响知识阶层的意见走向。作者诉求的读者也是知识人，但他没有这般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意见领袖"气势，而是以一介记者的身份虚心求教于专家学者。

我想到的另一人，则是作者在本书中访问的杨照。杨照在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一旦决定不追求拘谨而狭隘的学苑生涯，心理上顿获解放，自由蜕变为"百科全书"式的公共知识人，以其惊人的阅读范围和深刻理解，全面走向社会，成为"通俗而不庸俗，准确而不卖弄"（艾略特语）的知识诠释者。杨照称他的对象只是社会上百分之五特定的"中间读者"，而不像"百家讲坛"着意于取悦广大观众群。作者的雄图似乎也在促进知识阶层内部跨界对话，他与各行学有专精文化人的访谈录，多数发表于《经济观察报》，该报书评版提出的口号是："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正好印证了这个高尚品味和文化意涵。

余英时先生（1994）盛誉他的老师杨联升先生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唯有杨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才能"译唐为梵，通布五天"，达到玄奘所谓"法化之缘，东西互举"的效果（页187）。这是何等崇高的礼赞。我在此形容作者为媒介人物，则另有两层比较普通的表面意义。其一，在英文里直到1950年代才出现"mass media"一词，泛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介。作者是职业记者，传统媒介机构的从业者，他以报纸为媒介发表文章，登载以后却往往在新兴的社交媒体广为流通，以扩大其效应。其二，media一字源自mediate，作者便是这样的中间性人物（mediator），好比识多见广的权威食评家，凭着开阔的眼界、长期的经验和过人的味蕾，为老饕们提供稳定可靠的推介参考。作者也具备灵敏的文化天线，不断接收学术动态资讯，从而居中联系、呼应与纠合，成为"翻译"知识的传输人，有助于在这些鸿儒及其潜在受众之间凝成有机的社群，毋宁颇合李普曼所描绘关于公共舆论的旨趣。尤其有趣的，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竟是作者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策划的书籍之一，作者还陪著作者到处开座谈会，"中间"角色更是鲜明。

除了是媒介人物，作者更是积极主动参与学术和文化的讨论者，即是英文里面说的interlocutor。他的访谈不亢不卑，有来有往，平等对话。每一篇访谈录前面作者先做扼要的综述，后面接续一问一答的部分，前后互相衬托，俱见功夫和功力。他关心的不是孤立的一本书或一件事，往往涉及受访者漫长的生涯和思考的亮点，这就必须旁敲侧击，对其生平背景、学术渊源、观点流派与成就有比较全面的掌握，一方面藉以引出动人的细节而不流于琐碎，一方面联系到更大的学术或文化图景和脉络。

兹举数例以明之。一、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桑德尔，以苏格拉底问答式教《正义论》的本科通识课程而驰名于世，作者"胆敢"理出各界对这位权威的理论正反评价，使读者在学术脉络中获得更宽广的理解。二、作者铺陈了国内外李白研究的图谱，读者得以体会以英文创作的华裔作家哈金如何取舍浩瀚的材料以描写李白大起大落的一生，说到最后他还是从文学（不是理念）的角度，跟着李白留下的伟大诗篇走。三、作者为了听取王泛森在北京的几场演讲，花了不少工夫做功课，以便对讲者广泛的历史兴趣和视野有所了解。四，我注意到作者问及某些细节，令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太平天国时期官太太打麻将的意义）和英国建筑师格雷（1975年即"以人为本"提出环保、永续发展和资源使用的建筑哲学）印象深刻，颇有知音的亲切感。由于作者准备充分，态度温和有礼，问题却直指要害而又绵延不断，谈笑间受访者畅所欲言，但偶尔不经意带出一些有趣的掌故，有的话题甚至未必是他们自己愿意主动触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