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1885-1952），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与阿德勒、荣格、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本文选自卡伦·霍妮代表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这本书中，作者全面分析了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而在本文中，作者从精神分析视角分析了我们这个时代三种“神经症人格”：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作者认为，这其实是内心软弱、焦虑和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现。
01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经常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如果我将它们视为一个统一体，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正是这个共同点把它们把爱的需要区分开来。赢得爱意味着通过强化与他人的接触与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放松与他人的接触，通过坚守个人自己的位置来获得安全感。
统治和支配他人的愿望，赢得声望和愿望，获得财富的愿望，其本身显然并不是病态的倾向，正象希望获得爱的愿望本身并不是病态的愿望一样。要理解在这一方向上的病态追求的特征，我们就应该拿它与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较。
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权力感可能产生于意识到自身在力量上的优越，不管这力量是指身体的能力或力量，还是指精神上的能力、成熟与智慧。此外，对权力的追求也可能与某些特定的原因有关，例如家庭、政治团体或职业团体、故乡或祖国、某种宗教思想或科学思想等。但是，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却来源于焦虑、仇恨和自卑感。严格地说，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来源于力量，而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则来源于虚弱。
同样，文化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个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并非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发挥作用。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eubloIndians）中，对名望的追求是绝对不提倡的，在个人财富方面也只有很小的差别，因此对财富的追求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该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统治和支配，并以它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病人之所以选择了这种方式，是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名望和财富可以提供一种较大的安全感。
02
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不仅被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受压抑的敌意得以发泄的途径。我将首先讨论这些病态追求是如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性措施以对抗焦虑；然后，再讨论敌意可以经由它获得释放的特殊方式。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已知这种状态乃是焦虑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经症病人对自身任何一点软弱无能或丧失希望的感觉都十分敏感和极不情愿，因此他总是设法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劝告、帮助，对他人的依赖和对环境的顺应，放弃自己的意见或同意别人的意见，等等。这种对软弱无能的反抗，并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发，而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增加其强度。神经症病人越是感觉到自己事实上受到这些抑制作用的限制，他就越不可能实际地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实上的软弱，他也就越是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某种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追求，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自觉无足轻重或被他人看得无足轻重的危险。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非理性的权力理想，这种理想使他相信：他应该能够驾驭一切，无论是多么困难的处境，他都应该立刻就能对付它。这种理想渐渐与骄傲感联系起来，其结果，神经症患者不仅视软弱无能为一种危险，而且视为一种耻辱。他把人分为“强者”与“弱者”，崇拜强者而蔑视弱者。他对他视为软弱无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顺从他的愿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内心有种种禁忌，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总是显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样，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焦虑或某种抑制，他就会感到耻辱；并因为自己有神经症而瞧不起自己，急于把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他也因自己不能独立对付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对权力的追求所采取的这些特殊形式，取决于权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经症病人最恐惧最蔑视的事情。我将要提到这种追求的一些特别常见的表现。
其中之一是：神经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发起或赞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却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他就会勃然大怒。这种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以受到强烈的压抑，因而不仅他自己，就是他周围的人也都相信：他在充许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式十分慷慨大度。但如果一个人如此彻底地压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变得恹恹不乐；甚至每当对方与其他朋友有约会或赴自己的约会迟到时，他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痛或翻肠倒肚。由于不知道这种生理功能失调的原因，他往往把它们归罪于天气不好、饮食不节或其它同样无关的原因。许多表面上好象是好奇的心理，实际都是由希望控制一切的隐秘愿望所决定的。
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远正确，而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仅仅是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恼怒。他们必须比任何人知道的事都多，这种态度有时候会明显得令人尴尬。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十分严肃可靠的人，一旦面临一个问题而不知其答案，可能会不懂装懂，或甚至凭空撰一个答案，尽管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无知也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名誉。
有时候，他们会强调希望预先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希望预期或预言各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不愿意出现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势，不愿冒任何风险的心理。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感情摆布自己。患神经症的女性可能会感受到某个男人对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爱上她，她又会突然转而轻视他，看不起他。这种类型的病人往往很难让自己弛骋于自由联想，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让自己被卷入到未知的领域中去。
03
另一种标志神经症病人对权力追求的态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时间去做，他就可能经常因此而恼怒。不耐烦的态度也与上述追求权力的态度紧密相关。任何形式的迁延，任保被迫作出的等待，哪怕是对交通灯的等待，都可能导致他火冒三丈。
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并不知道他有一种支配一切的态度，至少是不知道这种态度对自己影响有多大。不承认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态度，确实更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种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样，也不应该让他人发现这种态度，因为如果他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就有失去他人的爱的危险。
这种不自觉的态度在恋爱关系中有着重要而微妙的意义。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迟到了，忘了打电话，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经症患者就会觉得他并不爱她。她把这种事情视为她不被人需要的证据，而没有意识到，她这种感觉乃是因为对方未能顺应他自己这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愿望而产生的一种愤怒反应。
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十分常见，它在极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经症中又往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反应通常是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一个支配欲很强的母亲，由于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从自己，往往会相信并宣布这孩子并不爱她。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往往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几乎可以使一切恋爱关系归于失败。一个神经质的姑娘由于瞧不起任何软弱无能而不可能爱一个“软弱”的男人，但她又因为总是希望自己的伴侣顺从自己，而同样不可能与一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此，她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男人是一个英雄、一个超人，而与此同时又十分软弱，因而会毫不犹豫地屈服于她的一切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是绝不让步的态度。同意他人的意见或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是正确的──会被神经症病人视为一种软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这样做，也会在神经症病人心中唤起一种逆反心理。那些顽固坚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屈服于他人，而矫枉为正地强迫自己采取一种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应该适应这世界。
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一个基本困难就来源于这一点。对病人的分析治疗，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内省的知识，而是利用这种内省来改变病人的生活态度。而这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尽管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有好处，却十分憎恶这种未来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即意味着最后的让步。在爱情关系中也同样包含着这种不能这样做的态度。不管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爱情中始终包含着对爱人和对自己感情的屈服和让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越是不能做出这种让步，他的恋爱关系就越不能令他满意。在性冷淡中也同样包含着这一因素，因为性高潮的获得需要有完全放弃自我的能力。
我们明白了追求权力给爱情关系造成的这种影响，就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对爱的病态追求所具有的种种内涵。不考虑到追求权力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对爱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许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