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风报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突然间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这命革的迅猛态势令人目不暇接，一切似乎都进入非常状态。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校内体罚、批斗、打人的事频频发生，还有人自杀。这是怎么回事？1966年变成了1927年？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形势卷土重来？中央派驻工作组进校也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正在疑虑中，6月18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讲话，铿锵有力，顿时校园鸦雀无声，从此平静了许多。但是没想到未名湖水又起波澜。
7月中旬江青等人到北大煽风点火，说什么：“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7月25日与26日晚中央文革在北大东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控诉、批判张承先工作组。张被押上台，会上还有中学生慷慨激昂批张，有人解下皮带向张抽打过去。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大的仇恨？
江青在这万人大会上怒叱中文系张少华（后改名邵华）与毛岸青谈恋爱。说什么：“我们坚决不同意！”台下的我顿时懵了，当年的婚姻法原来只是宣传而已呀。那别的法理呢？
细细的小雨飘洒着，人们惊愕万分。我和叶惠青在焦虑中想出上告毛主席。看看台上就座的一席人，写给朱德爷爷吧。条子写道：“敬爱的朱老爷爷，我们急切想见到毛主席！！！望您替我们转达。致以革命敬礼！”我们一直盯着条子往前传，最后是李讷接过去的。一个个的讲话，揭发，批判……直到最后才轮到朱老总讲话。此时我们看到的是：朱老总话还没讲完，台上的人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个个退场，只剩下李雪峰一人。年迈的老总孤零零站在话筒前，我们不禁泪水夺眶而出。心想，那张条子毛主席肯定是看不到了……
后来我和马正颜去学生宿舍楼找技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邓朴方，讲了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让他转告他爸爸，我们想见毛主席。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俩的姓名和15系（15系为无线电电子学系）。没想到几天后他爸爸就是“二号走资派”了，梦幻再次破灭。
运动甚嚣尘上，文革转为武斗，多处拉出人就斗。低头、弓腰、戴高帽、挂牌子、拳打脚踢、吐口水……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迅猛。天要塌下来了……
我把张承先被批斗的事情写信转告父亲，当时父亲在天津任省轻化厅工作组组长。我想让他有所准备，工作组长会有如此下场。父亲与张承先夫人朱慧在一个单位，便立即把此消息告诉了她，她说：“绝对不可能，我前天还和他通电话呢。”爸爸把我的信拿给她看，她急坏了，马上给丈夫打电话，此时此刻已经接不到对方的回音了……她曾对父亲说，我的那封信犹如晴天霹雳。
后来我去过他们在北京的住处，一进屋看到一个二十四史专用书柜。奇怪，运动中“破四旧”搞得天翻地覆，他们这个柜子竟然完好无损。所以说，文革就像打游击，扫到哪里，哪里就玩儿完，扫把不见得触到每个角落。在他们家我讲了许多小道消息，爸爸怕出事总打断我。朱慧说：“我们应该多听听青年人的想法。”我还把去李颉伯、李一夫、陈大远、王涛江、杨冠飞、胡愈之、严景毅、顾大春、李觉、梁文汉等老干部家时的所见所闻一一抖落出来。其实他们都感同身受。在我讲到第一次去王涛江家，一开头他就说他被批斗了328场，张承先惊愕地目视其夫人，我想：他大概是想说：“我被批斗了多少场？”
二、大字报
1966年7月末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表现大大出人意料。江青、康生极力表现之能事，随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我去中央党校看大字报，大为震惊。有许多揭发康生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而转天再去看，揭发者全部被康生打成叛徒或特务、反革命。康生是文革小组顾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中央首长？毛主席怎么就看不透这个大奸臣呢？
当时我住在北大学生宿舍35楼，一天实在忍不下去，躺在宿舍的上床，愤愤地说：“我要跳出来了，贴大字报揭露康生这个大阴谋家！”话音刚落全宿舍的人都下了床，齐声说：“你可别这么做呀！否则我们就都成了反革命的同学了。”我强压下去没有跳出来。贴康生大字报的想法曾对孙蓬一说过，他一点也不奇怪，不过他说：“先别轻举妄动，另外你还没有作好面对出现各种遭遇的思想准备。等等，再看看。”这一压，这一等，整个文革中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我没写，还被贴了一张大字报。
文革初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可以停留目视的墙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贴满大字报。后来学校立了许多木桩，钉上竹苇席，构成了大字报席墙。我从家里弄来一辆自行车，可以骑车在北大、清华、人大、党校等处随意转悠，还可以坐在车的货架上看和抄大字报。大字报从学科上分最好看的是理工清华，非常活跃，没有长篇大论，有时还夹杂着漫画。北大次之，最郁闷的是人大的，多是长篇大论。当年贴大字报犹如今天网上发帖，内容五花八门，揭发中央、地方乃至基层领导。有组织问题，工作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一天看到38楼东侧贴了满墙大字报，是我们年级同学写的，揭发年级辅导员。看完感觉都是些枝节小事，没啥意思。当时，一位同学对我说：“你怎么不写大字报揭发呀？”
“写什么？”
“揭发领导问题呀。你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出来呀。”
“他们最多是工作方法问题，就是有错误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贴什么大字报啊。”
“你这就不对了，这次运动就是这么个搞法。你揭他们，他们再往上揭，层层上揪。你还是快写大字报吧。”
我无语了。没想到转天从第二教学楼出来看到地上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大字报，题目是：《踢开运动的绊脚石》。其中点名道姓地说：“现在刘××还在强调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在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她这是……”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时的确有点紧张，这场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不过我没有动摇，依然一张大字报不写，还把他们的大字报偷偷抄录下来，传给那位辅导员。
三、刘邦杀韩信
1966年8月初的一个夜晚刚要睡下，听说大饭厅前贴出毛主席的大字报，马上爬起来去看。红纸黑字。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看完以后的感觉难以形容，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分明这是毛主席写的，那语气，那架势，是他老人家写的。可是毛主席为什么这样看学校的文革？这50多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的恰恰是江青一帮人呀。1962年与1964年又是怎么回事？很明显：毛主席是朝刘少奇来的，原来党中央是这个样子啊！伟大的领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地不可调和呀！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怎么了？以前所听所闻所学都是假的了？文革初，叶帅说：文革是一场演习，预防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老百姓该怎么办。看来，叶帅也没有搞懂毛主席，什么演习，毛分明是动真格儿的了。
以后将怎么走？从大饭厅走回宿舍，一宿没睡，忧伤至极。第二天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也说这肯定是毛主席写的，爸爸又对我讲了讲1962年与1964年“四清”的事情。最后爸爸说：“这就是刘邦杀韩信。中国历史就是这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底稿在北大展览过。最后一段和三句口号是聂元梓加的。当时很奇怪，搞运动，摆事实讲道理，喊什么口号！后来，很后的后来，我问聂。想不到她的回答是：“那个年代长期以来我清楚地知道，对于中央精神，我比传达者理解得还透彻。《五一六通知》一传达，我就知道党中央有了危机，毛主席有了危机。”那个“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至今我也没有读过，读不下去。
四、破四旧
当年抄家，砸东西，毁文物大行其道。那股风怎么刮起来的？我一直认为有幕后推手。
跟风，我和一些同学去北京市委，到了范瑾的办公室，里边的东西随便抄。那时我还没有转过来，一张纸也没拿，回来有点后悔，怎么没顺手揣两本书呢。后来大街上常遇到乱斗人的情况，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某小学校长，被剃光了头，跪洗衣用的木搓板，受了不少罪。
一天大姐的同学刘文雅从清华来北大找到我，愁眉不展地说起社会上的乱象，忧国忧民，心情沉重。我对她说：“你愁什么？贴你大字报，斗你两下又怎么着？抄你家，你家里有什么？有金条吗？咱就等着瞧吧。还能折腾到哪儿去？”没想到，这场运动就像翻烙饼，翻过来复过去折腾了十年之久。
城内大街上到处在砸牌子、摔东西，正为这莫测的风云不知所向，回到学校却听见大喇叭广播：“红卫兵小将们——赶紧起来保护北大文物！”噢，原来是中学红卫兵来砸北大正校门的石狮子和门内华表，聂元梓号召北大学生保卫北大古迹。后来陈葆华老师对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几乎一本也没有损失。此外听北大保卫组谢甲林、周俊叶讲文革中如何保护北大文物与知名学者，其复杂、曲折与艰难令人惊叹！而今这可能是文革史研究的空白。
后来听弟弟说：当年批斗爸爸时，戴了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大牌子，不断地喊着打倒的口号，专门在家楼外绕了好几圈。奶奶知道爸爸被批斗后，非常生气，大声喊：“啊，斗我儿子？敢！不就是毛泽东么？”当然只敢在家里喊。
当时曾有一伙人来家里抄家，妈妈非常配合，书柜、大衣柜都打开让他们搜。还主动从床底下拉出来几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翻翻、看看、问问，可能因为土太多没往下翻。谢天谢地！下边放着几幅日本名画，如果被发现的话，罪过可就大了。妈妈还把修理自行车的工具箱也拉了出来，让他们查。那两个人可能看这家搜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走了，侥幸他们还算手下留情。对面那家可惨了，进去就翻箱倒柜，搜个底儿掉，还用刀子把棉被划个大口子，看看里面是否有东西。家里被抄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的，不禁想，我在北京本应是抄家一族，没想到自家却在被抄之列。
五、派别
文革中派别是怎样形成的？所谓的“保守”与“造反”是怎么回事？一个宿舍大都分成了两派，两派阵容并不是按以往的观念、印象形成。过去的班干部、党员与过去认为落后、被整过的同学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些平时从不发一言的人现在变得十分活跃。这个时期千姿百态。
当时随便成立组织，真是“结社自由”，战斗队林立，红卫兵遍地。还有“出版自由”，随意发表宣言、声明、宪章、抗议书、公告、小报……几乎所有人都卷到运动中，各属一派。我没入派，也没当“红卫兵”。因为感觉跟着中央文革走，哪怕只是他们的传声筒，跟屁虫，你就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了，可我不情愿。但并不“逍遥”，自称是一个人的独立战斗队，走访两派收集资料，与文革同步考查研究，不要等多少年后再挖掘，再追述。开始还有同学和我一起，我们在两派组织中穿梭走访。一天我和马正颜去数学系学生宿舍楼走访“虎山行”战斗队队长。他不在，我们说过两天再来。但是两天后，这位学生就被押上台挨批斗了。
其实“保守派”更具反抗精神，因为当时造反是唯一正确的。“造反有理”天经地义。后来已经无所谓“造反”与“保守”。最活跃的都是从“造反派”中分裂出来，又组成各个派别，大多有后台。夫妻各属一派，一家分两派也不在少数。我弟弟和妹妹在一个单位，弟弟是“保守派”，妹妹是“造反派”。一天晚上弟弟写大字报，写一张，贴一张，顺便就让妹妹去贴，共写了五张。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这份大写报很奇怪，三张纸的字是正的，另外两张纸的字是倒着的。弟弟说是因为妹妹贴大字报时慌慌张张，恐怕被她自己那派的人看见。我开玩笑说：“那是因为她和你不是一派。成心！”
文革与现在的网络又有一比，战斗队成立就如同现在的论坛，QQ群、微信、朋友圈吧。
当时报上发表“最高指示”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一断语耐人寻味。这是提示人们对立面就是国民党，还是说国共两党不过是一家人分两个派而已？此外西方国家的两党、多党是不是也就这么形成的？以后两党并立在中国是否会永存下去？这个问题当年和王朝英讨论过。
后来北大、清华更怪了，分成两大派，武斗，都要把对方击垮，消灭。可两派拥护的却是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这个司令部的最高总指挥说了，两派都是“革命师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利害冲突”，却拿着长矛、铁棍对付对方，打红了眼。怎么回事？脑子都进水了，什么水？
文革初父亲还没被审查时，一天他来北京，说是去看望一位老同事。我们在北京南城转了好久，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去一个同事家，一会儿就回来。说完父亲转身就走了。过了好一阵子，父亲走过来，后边跟随着一位老者。父亲转过头摆摆手让他回去，他就停下了，目视我们转弯才离开。
后来父亲告诉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很大程度是受他影响，他借给父亲许多书，比如《莫斯科印象记》、《共产党宣言》、鲁迅文集等等。父亲后来加入共产党，而他因为日语好，当了日本翻译。父亲说：“他当日本翻译时，做了许多好事。比如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革命干部，他还曾阻止日本随意烧杀抢掠，所以我们家乡相对破坏比较少。”但是，解放后他还是被划为汉奸、反革命而入狱，直到1979年平反。此人叫刘晓中。
现今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大多是当年中小学生。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在一线的大学生和教师呢？可能是因为后者元气大伤，死的死，伤的伤，许多人挨了整，各种压力使得他们不敢写、说、想。而那些中、小学生没能真正深入其中，所以不知深浅，以至长年保持着对文革的亢奋状态。而且后来他们大多出国留洋，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他们是从全球历史眼光分析研究文革，这固然使得理论上能够得以深入，殊不知其实他们一直与真实、深刻有着一些差距，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六、大串联
1、大形势
当年文革与现在网络又有一比的，就是大串联。现在键盘上点哪儿是哪儿。文革时，我们是乘汽车、火车、轮船游遍大江南北；可惜没能坐上飞机和火箭，也很难出国。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生可以随便去国内任何地方。乘车，住宿，吃饭不花钱。现在无论哪个国家，哪一届领导敢试试看吗？
大串联之风一起，学校几乎走空。有去工厂，去农村的；有去外省市的，还有的出了国境去缅甸、越南等。乘车的人太多，经常出现上不去，下不来，开不动的情况，顺势开始了步行“长征”。我一个弟弟是乘大货车从天津去了乌鲁木齐。最初我想坐镇北京哪儿也不去，我的同窗好友叶惠青邀我去韶山。好吧，出发。1966年8月18日正当全国学生来北京朝拜的时候我俩南下。
2、南下
背了书包上火车。在车上双脚站立都很难。有人坐到货架子上，我干脆躺在车箱里的座位下面。这样不被人挤，不被人踩。火车每到一站，都有人上车，许多是从窗户爬进来的。晃晃悠悠终于到了韶山。但是我们没下车，下不去！所有的车门、窗口都被上车的人堵住了。没辙，只好随车南下。一直把我们拉到终点站广州，下了车直奔中山大学。每天我们都去广州的一些大学看大字报，要材料。一分钱也不花在那里吃住了七、八天。下一步去哪里？反正已经到了广州，再去广西桂林吧，那可是甲天下呀，听说毛主席说了游山玩水也是可以的（不知此圣旨真假）。于是，向西挺进。
3、西行漫记
告别了中山大学乘火车去桂林。全国一盘棋，这一路依然拥挤不堪，到了桂林下不去。唉呀，这甲天下是什么样子啊？想从车窗伸出个头看看都没成行，无奈窗户都被往里钻的人挡住了。只好听凭火车的支配，一直把我们拉到终点站——贵阳。我们住在贵阳一个工厂里，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两派都主动给了许多材料。我们想去贵阳的学校看看，问他们坐什么车，他们说：“全市就一趟环城汽车，走去也没多远。”后来我们绕全市一圈，也就北大加清华那么大小。住了两天，调查研究一番，原来都市，省会可以这幺小啊！转不开身，走吧。下一步到哪儿去？去韶山不成，去了广州；去桂林不成，到了贵阳。下边我们就继续西进吧，便乘车去了重庆，直接上了贵阳直达重庆的火车。
重庆是个山城，高高低低的很有味道。有许多景点，而当时都是“四旧”不开放，路也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只好随大流去了“渣滓洞”，“收租院”。后来又辗转去了重庆大学。那些天阴雨绵绵，爬山摔了一跤，裤子太脏，当晚洗了，一天也不干，怎么办？惠青花十元钱买来一条新裤，这是我们出发转了大半个中国唯一的一笔开支。当时学生串联只管乘车与吃住，没说管穿呀。有了裤子，我们又出去“串”了。
4、打道回府
在重庆住了十来天该回去了吧，可是还没有玩够。汽车、火车都坐了，还没有坐船呐，乘船到武汉吧。一条大船缓缓地行驶在江面。一个人不禁感慨：“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马上收起，还左右看看，怕人说是：四旧。
武汉是汉口和武昌由江水隔开，是水城，重庆是山城。祖国之辽阔，内容之繁多，不出去串联哪知道啊。
转眼出来一个月了，于是我俩打道回府。没想到去北京的人太多太多，怎么也挤上不去，恰巧有人推了我一把，火车就开动了。一回头惠青还在下边，她是乘下一班车回来的。这一路我收获了大包大包的运动资料，而惠青从始至终手不离英语课本，储存知识，以备未来。
我们刚走进校园就听见“聂老佛爷”又在广播，让大家不要再出去串联了，回校“复课闹革命”。听她这么一讲，呼啦！几乎走光了，因为这是个信号，以后可能不让免费串联了。叶惠青第二天就去了上海，动作飞快。
5、初到韶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终于来到了韶山。看到路旁有许多树，开小白花，香气袭人，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听到他们议论：“城里人只知道吃橘子，不知道橘子长在哪儿。”
看着韶山，我低吟：红山、黄屋、绿水，清风、细雨、香橘，英雄，史篇，词曲。万物谁卜？池塘边，我独语。
七、文革风云，点点滴滴
1、入党条件
运动初期看到一张大字报，写的是一位女同学积极申请入党。后来年级党组织委员找她谈话，意思是他看上了她，如果她同意和他搞对象，就发展她入党。可她没看上他！所以直到文革开始她也没入成党。
啊？！党，原来可以这样入啊！
我写过一首打油诗《我很傻》，说到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要入队、入团、入党。所以我在大一就写了申请，以为18岁就该入党了呢，到“大六”还没有入成。我在想如果这位组织委员看上我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对我那么说？我的天！不禁在想：其他入了党的人，是不是……还是别想了吧。从此彻底退却了。
2、风云变幻
运动一开始许多人觉得这不是右派翻天了么！五七年的风又要卷土重来。让他们表演吧，下一步就该抓右派了。但是很快人们发现过去那一页一去不复返了，而今恰恰相反，现在是反领导，反过去，天经地义。东西风不变，左右可逆转。
在一次小范围批斗会上，台下被打的人说：“饶了我吧，我是贫下中农子弟。”“现在打的就是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子弟！”台上的主审说。接着问：“你说不说？不说？”然后手一挥，下令：“打！”立刻几个人过去拳打脚踢。目睹这场景，我鄙视被打者，抵触主审与打人者。
走出那个房间，感到回肠九转！那位主持批斗者眉目、表情永久刻录在我脑海里。我在想：这之前多年来他是怎么度过的？他一直强忍着，内心积压着愤恨。文革来了，他以为天时地利已到，火山骤然喷发。
不过这股风非常短暂，没有几天“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势头就弥漫开来。那位“主持”一定是“混蛋”窝里的，那后来呢？
3、真真假假
又斗人了，快去看吧。大饭厅人已满，台上两边也都坐了许多人，我便挤到台下紧挨主席台旁，侧着身，举着头，看和听。A派的主持大会。B派的一位学生发表了反对文革的言论，那还了得！现行反革命！他弯着腰90度，接受批斗。批判发言，口号声不绝：“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打倒反革命！”“老实交待！”“低头认罪！”
突然在台上旁边坐着的一位学生冲了过去，朝那位被斗的同学拳打脚踢。这时期已经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打人已经不得人心，因此全场哗然，尤其是B派的人此时把斗争矛头直指A派主持。
就在这关头，那位主持一把抓着那个打人者，问他是哪个系，哪个班，叫什么名字？此时台下好几个人喊起来，指名道姓说出打人的人与被打者是一派，一伙的。
这一幕，给对立派抹黑，可谓现代版苦肉计，自导自演用心良苦。这出文化大革命的戏，其曲折复杂程度登峰造极。
2002年在美国曾与高文谦联系，希望他不要发表他的《晚年周恩来》。当他说他写的都是亲眼所见时，我用此例说明亲眼见，亲耳听的也不见得都是真的。当然我还举了别的例证。
4、是谁吸了战士的脊髓？
文革初，在校园大饭厅南墙帖出一张大字报，文中写到解放军战士入伍以后，体检或生病时有时要抽脊髓化验。往往是多抽许多，用去化验的仅一点点，其余的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甲某饮用。当然他还有其它许多罪行，什么“三反分子”、“定时炸弹”等等。甲某被罢了官，林彪指定另一位官员乙某接替。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乙某与林彪自然脱不了干系，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关押。而被揭发吸战士脊髓的甲某立即接替乙某恢复官职。
当年的同学聊起来：“甲某不是吸战士的脊髓吗？怎么还能起用？”另一位同学似看破红尘地说：“现在吸战士脊髓的不是甲，而是乙了。”
文革对人的触动是颠覆性的。这里用的甲某、乙某，为什么不用真名？“这个你懂得。”
5、毛周博弈
文革中立与破，打倒与树立，贯穿始终。1966年6月清华附中红卫兵“破四旧”，砸了清华大学二校门。1967年9月在原地树立了毛主席塑像。清华请林副主席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北大攀比由来已久。清华这么抢风头，北大也要在哲学楼与二教之间建主席塑像。北大有关负责人就去找周总理，总理却说：“我不能题。将来被打倒，还得抠下来。我倒没什么，那样的话对毛主席不恭。”
1967年1月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档案被抢劫一空，民族学院的郑仲兵说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应把他们送到公安部去，同时向公安部报告，周恩来得知后说，民族学院这些学生制止抢劫档案的行为是很对的。但是两三天后，突然间公安部却高度肯定了抢劫档案行为，并把郑仲兵劫持到大礼堂批斗，后被捕入狱。
后来郑又因为不同意批“二月逆流”，还写大字报说“他们原来都是老帅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因此郑仲兵被打成“二月逆流派”，遭到围攻、打击。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会怎么说？请读者想一会再往下看！
总理说：“郑仲兵一家子都是坏人。”
谁能想象得到后果是怎样的？不亲历文革，对当时周总理的话，以及后来的结果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这之后郑仲兵如卸重负！因为一下子对立面便放弃了对他的围攻与批斗。这其中有许多关系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群众组织，公开与私下的极其复杂的内情。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阴阳交错，表里反转的事情不胜枚举。或许有一天所有的当事人直白说出真相，并且档案全部公布，……不过不用期盼，不用假设，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之间是有着难以言说的差距的。
文革一开始，毛炮打刘的大字报一出，刘就是个死老虎。种种事例表明，而且总理一清二楚，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从始至终周总理是用怎样的智慧，磨难，自残，与之对应啊！
按说毛反周本来易如反掌，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抛出来就是了。但是多年来却大费周折，起伏跌宕，反复收放，以至1973年成立“梁效”，由迟群、谢静宜直接指挥，批林批孔批周公，高调反周。为什么是这样？毛在反周问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我的一位同学的哥哥是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员，进了“梁效”班子。一天我见到他，毫不客气地问他：“你们反周总理，不怕将来成为千古罪人？”没想到他听我这么一说，气坏了。他说：“谁说我们反总理了？我们怎么可能反总理呢？这太荒谬了。”我俩争执不休，最后他妹妹王朝英解围说：“他在‘梁效’只是负责提供资料，不参与动笔写文章，内情他不了解。”后来她对我说，她哥哥从那以后变化很大。
这件事令我很费思索：这位同学的哥哥是不会说谎的。竟然“梁效”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文革的御用文人！？死不承认他们是在为反总理大造舆论？太蹊跷了！老百姓都看出来了。这些精英当年进“梁效”时，“很高兴、非常愉快、特别骄傲、欣然自得、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废寝忘食”；而后来，“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毕竟是书生”，忏悔、道歉、认错，等等。
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权威学者对政治、对人性竟然是如此的弱智！只是由于个人崇拜的原由吗？为什么达到这种程度？如今的文化是传统的劣根性还是正在步入堕落？
（作者简介：刘若，女，原籍河北省唐山市。1961年至1968年为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学生。1969至1970年在山东寿光解放军农场劳动两年。1970年至2001年先后在北京广播器材厂、北京电视设备厂、北京气象学院工作。）
原载《记忆》第139期，本文略有修订
关键词:
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