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1966年革命风暴骤起，马波立刻成了一名狂热的红卫兵。他最狂热的举动，是带人抄了自己的家。

那天，19岁的他带着十个人，闯进家中，先把家里的电话扯断扔到房顶上，然后写了一条大标语：“打倒杨沫。”杨沫是写《青春之歌》的作者，也是马波的母亲。

抄家之后，马波和几个同学一路南下，试图偷越中越边境，参加抗美援越，结果被遣送回家。马波没脸见家里人，是父母写信叫他回家的。

68年过年，马波终于踏进了家门。父亲见到他时，叹了口气，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然而在家住了不久，几个月后，马波又和几个同学相约，在初冬季节，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去实现自己的红色理想。为了让内蒙古兵团的领导同意接收他们，几个人甚至还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

1968年12月22号，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涉及几千万年轻人的下乡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马波和他的几个同学步行前往内蒙，比领袖的指示还早了一个月。

刚到草原时，大家都很兴奋，感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周围是那么辽阔，无边无际，所以特别新鲜。过了一段时间，好奇感没了，开始有点想家。草原上生活很苦，没有电，都是点的煤油灯，烧的牛羊粪，特别冷，屋里屋外一个温度。晚上睡觉，被子旁边都是白霜。

大草原恶劣的生活环境丝毫没有动摇马波的信念，他有心理准备，要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然而没有想到，不久之后，革命的暴风雨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和几个同学刚到草原时，就被教育要下蒙古包去，一定要看这个包有没有插红旗。插着红旗的包表明是贫下中农，插着白旗的包，主人就是地主、富农。当时草原上的牧主，背上都缝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牧主分子，大家都要跟他们划清界线。

1969年元旦，收音机里的新年社论，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马波和兵团战士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新年社论，去抄老牧主贡哥勒的家。

一群人想着，看能不能抄出变天账、电台、武器什么的，原以为还能抄出点金银财宝，结果啥也没有抄到。

一群人翻箱倒柜，连瓶瓶罐罐也不放过。查抄中，马波被牧主家的狗咬了一口，咬着筋那儿了，疼得不行。马波一下子狂怒起来，要打死这条狗。牧主非常害怕，既不敢得罪马波，又不忍心他的狗被打死，所以他一面护着狗，一面非常谦卑的看着马波。

马波的心肠一下子软了下来，转身走了，

但他接下来却惹了祸事。他所在的马车班长总是以工农兵自居，对待知青特别粗鲁，大家都特别恨他，不敢惹他。马波不信邪，动手跟他打了一架。马波觉得自己是为民除害，给知青出了一口气。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团里突然把他抓了起来。

马波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竟然惹来了滔天大祸。为了报复马波，班长先是鼓动领导，将马波实施监禁，随后又发动知青揭发他的罪行。为了向组织表明忠心，很多知青争先恐后地揭发马波，其中甚至包括马波最亲密的朋友。

揭发者写了六沓子揭发材料，底下写满了揭发者的姓名。

马波的罪名是他说《东方红》不能老唱，老唱就腻了。因为那时候天天唱，一天唱好几遍。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三顿饭，饭前都要唱《东方红》。

这种思想成为定罪的证据，马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向自认为对革命赤胆忠心的他，做梦也没想到，革命的暴风雨居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马波被揪了出来批斗，批得他失魂落魄。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原来批斗会比拳头恐怖多了。上千人高呼口号，无数双眼睛怒目而视，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尤其要命的是，他暗恋的一个女生也在现场，他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的狼狈相，想努力表现得威武一点。结果非但做不到威武，反而鼻涕眼泪往下掉，又是夏天，搞得汗流浃背，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接下来的日子，是马波最黑暗的人生。他像传染病毒，没人敢同他接触。有个人跟他见面握了握手，立刻受到批斗，问他为什么和现行反革命握手？

因为被所有人孤立，他从此变得沉默无语，低头走路。那时候他在坯场成天拖坯，任何一个兵团战士，都可以呼来喝去地指挥他，让他干这，让他干那。大家都住在房子里，唯独他只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

他在痛苦中幻想过申诉，写了无数封申诉信，结果全都石沉大海。他不愿意继续在连队里呆着，就主动申请上山打石头。打石头是特别苦的活，没人愿去。但对马波来说，苦是苦点，但在山上没人跟他划清界线。所以后来他就在山上呆了好几年，没人同他说话，实在太寂寞了，就对着远处大吼几声。

1972年大年初一，趁着过年期间管理松懈，马波逃离了知青连队，想要走回北京。但很快就被抓了回来，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有时候，马波会被安排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劳动改造。记得刚来草原的时候，马波是革命青年，负责监督他们，现在马波跟他们成了一个群体。

一次马波突发急症，那个曾经被他批斗、抄家的老牧主贡哥勒，步行几十里将他背到医务所，他才保住一命。

那时候马波穿得破破烂烂，像个叫花子。有次去四连借炸药，时近黄昏，光线暗淡，四连的人看见他蓬头垢面，都吓得直往后退，以为遇见鬼了。从这以后，大伙就管马波叫老鬼了。

1972年秋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邬旗发生草原大火，数千知青手持铁铲、树枝等简陋工具，向着千度高温的火场发起冲锋，杜恒昌等69人英勇牺牲。而此时在相邻连队接受监督改造的马波，依然在山上打着石头。

1975年，马波终于等来了平反，是母亲杨沫借着一个机会，将儿子的申诉转给了上级有关部门。这一年马波28岁。

走出改造牢笼的马波，发现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消磨了所有人的热情。一批批知青无不热切地想要回到城市，马波一直暗恋的女知青也离开了草原。

女孩走后，马波偷偷抓了一把她嗑过的瓜子皮放在衣兜里，用这残留的体温，纪念他没有结果的爱情。1976年文革结束，马波也离开了内蒙。

1977年马波在大同参加高考，以当地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录取，那一年他已经3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