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社会正义研究及其思想—从社会正义而来的真理

“实体化”（Reified）的意思是“使之变成真实的东西”，让它所指的抽象概念被视为真实的。从二○一○年左右开始，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研究”的这条船，在“社会正义”的大旗下开展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在后现代议程中的一个新的第三阶段中形成了，之后也继续稳定成长发展。在这个阶段，学者和运动者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曾经抽象和自我怀疑的后现代知识原则和后现代政治原则要被具体化，使得这一切内容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原本的后现代原则认为，获得客观知识是不可能的，知识是权力所建构出来的，社会是由那些需要被解构的权力和特权体系所组成的。也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到第七章中所讨论的，这个观点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的应用后现代阶段，开始变得带有行动的可能，从后现代主义中分裂出了后殖民理论、酷儿理论、种族批判理论、交织性女性主义、身心障碍研究和肥胖研究。

之后，特别是自二○一○年以来，这些后现代思想已经在交织性、“社会正义研究”和社会行动主义中被充分具体化，并且开始在公众意识中扎根，据说，这些思想是一种对知识、权力和人类社会关系运作的真实描述。

后现代知识原则和后现代政治原则，在第一阶段（大约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年）主要被用于解构的目的，并在第二阶段以应用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大约一九九○至二○一○年），在经过调整后被应用于重新建构。但是那时，这些内容主要还限缩在特定的学术领域和相关运动者的同温层内。在后现代主义的第三阶段，这些原则却在这两个圈子的之内、之外，都已被视为是基本的真相、真理了。经过了数十年，这些内容在学术界和社会行动主义领域内，已经被视为大家都知道的事物；理论的原则、主题和主张，也成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人们都认为这些思想是理所当然的，是有关世界的真实陈述。人们甚至“只知道”这些真实。这带来的结果是，社会正义学者和运动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是由特定的某些不可见的，以身份为基础的权力和特权体系所构成的。这些系统借由论述的方式去建构我们的知识。上述这些信念，现在被社会正义学者和运动者认为是一种客观真实的陈述，描述了社会的组织原则。但难道这些内容听起来不觉得很像是宏大叙事吗？它就是啊！“社会正义研究”及其教育者和运动者，将这些原则和结论都视为一种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真理、真相”，他们仿佛认为，自己就像是发现了和疾病相关的细菌原理一般，这些细菌就是偏执和压迫。

当这两个后现代原则经过了具体化，就代表着最初的后现代激进怀疑论，也就是任何知识都不可以信赖的想法，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完整的信念。这当中的内容就是说，知识是为权力服务而被社会所建构出来的，这些知识会以身份为基础，也和权力有关。而且这些内容可以借由仔细阅读我们到底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言而被揭露、发现出来。因此，在社会正义研究当中，我们会不断地读到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帝国主义、顺从主义、异性恋、健全主义和肥胖恐惧症，这些东西实际上一直在建构著这个社会，并且感染著一切事物。它们以一种内化的状态存在，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无处不在，藏在那光鲜亮丽的外表底下，却又是一种无法完全隐藏的东西。这些，就是后现代知识原则的具体化。这些“现实、真实”，都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地被识别出来、谴责和解构、拆除，以便我们能去进行纠正。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现有的这些社会正义文本就成了一种“社会正义”的福音书，如圣经一般的存在，这些内容会绝对肯定地表示：所有的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所有的男人，都是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都是系统性的存在，就算你只是一个单身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意图或信念，都会同样存在，缺席者也同样会进行压迫。性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社会建构的范围之内；语言可以是一种字面暴力，否认性别认同，就等同在杀人；希望补救身心障碍、肥胖是可恨的，这所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被去殖民化。这就是后现代政治原则的实体化。

这种方法，不信任社会上的分类和界线，并尝试将之模糊，并强烈关注语言是如何作为制造和延续权力不平等的一种手段。这些方法，也表现出深层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会聚焦关注边缘群体，但却很少愿意花时间去关注普遍原则或个人知识的多元性。这些内容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四个主题，仍然是“社会正义研究”的手段、方法和其伦理的核心，只是这些内容的语调和语气，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社会正义研究”当中，“理论”的原则和主题变得更简单、更直接地去表达，因为这些“理论”家对他们的基本原则，已经变得比原来更有信心。社会正义研究代表了后现代主义迈向第三阶段的演变：这些“理论”作为实体化的后现代主义已经到达了顶点和高峰。一个了解“社会正义”真理的、有道德的人，必须很积极地主张世界到底如何运作，以及世界“应该”要如何运作的“理论”观点，来服务于“理论”的宏大叙事。

从应用后现代主义开始把最初的基本原则具体化，使得社会正义研究能不只单一地适用于任何一类理论。它已经变得如此交织，以至可根据实际需要呼吁所有人不断地质疑社会，甚至质疑自身的各个面向，但要谨记遵守一条黄金法则：“理论”本身是永远不可否认的；“理论”就是真实的。社会正义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方位的万能理论，一系列带着大写“T”的那些不容置疑的真理。这思想当中的核心原则，仍然来自于最初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且在这些衍生而出的“理论”中被强化和巩固。

后现代主义的变异

如果我们将一九六○年代后期的第一批后现代主义者，视为激进怀疑和绝望的表现；而将一九八○年代后期的第二波，视为从绝望中复兴，并且推动后现代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变得可行；那么第三波，这批在二○○○年代末和二○一○年代初之间变得突出的理论家们，则已经完全恢复了对“理论”的确定性和推进社会行动的热情。最早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是在回应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的思想本来是学术上的左派们长期使用的分析框架，结果却遭受了严重的幻灭。由于他们原本选择的理论框架正在瓦解，于是他们采取了激进的愤世嫉俗态度，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再去迷恋依赖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消亡，重建社会走向“正义”的希望也随之丧失。因此，他们怀疑着所有的宏大叙事，包括基督教、科学和进步的概念等等。他们只寻求以一种无趣的玩世不恭来讽刺地拆除、解构和破坏现有的框架。以上这些，就是一九七○年代的文化思想状态。

二十年后，当第一波绝望的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高度解构性阶段”（high deconstructive phase）逐渐消退时，学术左派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希望，同时在寻找更积极和带有适用性的理论形式。于是，这些人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两个关键原则和四个主题，并尝试对这些“理论”有所作为。因此，后现代理论发展为复数的“应用后现代理论”。在后殖民理论中，有人尝试重建东方对自身的各种感知，尽管霍米．巴巴和史碧瓦克对此仍然高度悲观，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理论”要从西方来拯救、解放“他者”，这当中主要使用的方法就是要去摧毁西方。酷儿理论则带有一种信念，所有的分类都是社会的建构和展演，由此产生了一种社会行动主义。借由继续解构分类类别、模糊界线，将这所有的一切都视为流动的和多变的。酷儿理论尝试将那些不符合性、性别和性取向分类的人，从“应该要”的应然期望中“解放”出来。种族批判理论更由于其渊源于法律领域，因此会显得更加具体化和带有适用性，因而吸引了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形塑出最终主导女性主义的交织性方法论。

最重要的是，交织性女性主义借由身份政治和集体行动寻求赋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当前的文化情绪氛围。身心障碍研究和新兴的肥胖研究，产生了一些严重依赖酷儿理论的密集理论工作，但其实这些内容的方法和前提，都非常简单，就是将医学也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且以带有侵略性的思想，呼吁人们对作为身心障碍或肥胖者的身份应感到自豪。因此，到了一九九○年代，应用后现代转向已经成形，使得后现代理论变得是可行的，并且聚焦在身份和身份政治之上。

随着这些理论在一九九○年代后期到二○○○年，于各种形式的身份研究（举例来说像性别研究、性取向研究和种族研究）中发展，愈来愈多地整合彼此的目标，也逐渐变得更加带有交织性。到了二○○○年代中期，如果研究了这当中的某个关键主题：性别、性别认同、种族、性取向、移民身份、土著（原住民）、殖民地位、身心障碍、宗教和体重，就应该同时考虑到其他的所有主题。虽然学者们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保有特定的关注点，但是也会带有多样的混合和融入，这就带来了一种普遍的学术形式，着眼于“边缘群体”与多种权力和特权体系的研究习惯。

在这份交织性的身份列表中，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遗漏，那就是对于和经济阶层相关的身份，或者与之相关的任何有意义的提醒。虽然“理论”有时会对此提出问题，但是却几乎从不实质性地在意这些内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反而会受到理论的批评，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地将经济上的阶级视为社会的关键因素，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忽视或者低估了其他压迫的轴线，特别是那些针对妇女和性少数群体的压迫轴线。一九七○年代初开始的女权运动，以及此后不久兴起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为这种只在乎关注经济阶级的状况提供了有用的纠正。然而，时至今日，经济阶级问题又变得几乎完全没有人会提到，除非“交织性”地和某种其他形式的边缘身份两相结合。因此，许多工人阶级和穷人们就常会感受到他们和今天的左派已经是渐行渐远。两者之间最后会有这种形同陌路的结果，从前述的分析来看其实根本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理论根本就采用了非常资产阶级的关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场声称要将所有的特权来源给“问题化”的运动，是经由那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学者和运动者所领导的，他们是如此地忽视自己明明就拥有身为社会特权成员的地位。

由于如此多的这些边缘群体联合起来，还加上各种思想流派融合在一起，形塑出一大堆类似的、甚至会相互竞争的问题，这也使得社会正义学者和运动者对他们的基本预设变得更有信心。随着二○一○年代的来到，在此之前作为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那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和怀疑论的问题，就是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在一九九○年代中期称之为“时尚胡说”的一种绵密、晦涩的语言，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到了二○一○年代，语言虽然仍然是带有技术性的，但确实已经比过往的那些明确多了，这些内容都变成了更强烈的话语，更坚定的用字遣词。

这种确定性源于之前的应用后现代阶段。在这个阶段，学术运动者远离了激进的怀疑主义，并且论断说，我们必须接受系统性的压迫作为一个客观真实，才能与之抗争。举例来说，在坎秀一九九一年的文章〈描绘边缘〉中，这本交织性方法的开山文本，非常聚焦在区分“我是黑人”和“我刚好是个黑人”的重要性。其他种族批判理论的学者，像是胡克斯也呼应了这种观点。酷儿理论家对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异常规范性别和酷儿身份，都做出了相关类似的陈述，以民族血统和历史的身份为基础的思想，借由后殖民理论也迅速获得重视。肥胖者和身心障碍者的身份，包括以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疾病为基础的身份，也由于肥胖和身心障碍研究的影响力而变得十分常见。到了二○一○年代，这些方法以及用于和这些“现实”互动的后现代原则和主题都已经成为信条，运动者和理论家也变得更大胆而无畏地去论断这些相关内容。

“社会正义研究”现今大量聚焦在身份认同，以及和身份认同相关的政治。他们会以身份认同作为一个滤镜，借由这个放大镜的视野来确定什么是真实；他们会以身份认同政治来采取行动，并且由此出发来改变这个世界。因此，自二○一○年以来的大部分学术研究都被贴上了“女性主义”、“酷儿”等“知识论”或“教育学”的标签。即使它不使用“知识论”或“教育学”这些用词，但几乎上述这些类型的所有和社会正义研究相关的东西，都会聚焦在什么是被说出的，什么是我们相信的，什么是我们预设的，什么内容是被教授的，什么是我们所传播的，以及什么样的偏见会经由教学、话语、论述和刻板印象而被我们植入了。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开始以这样一个理论为前提而出发，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是由这些权力及特权阶级，借由语言、论述去延续、维护其运作，而这些由特权阶级立场所建构出来的语言和知识，会否认边缘人群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