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陆极权专制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有情感被压抑的经历，我记忆的经历是从8岁开始的。

上小学三年级我不得不失去辫子，我开始学会了压抑情感

我8岁是1952年，我被父母送到张家口干部子弟学校寄宿，这个学校集中了当年察哈尔省的干部子女。校长、老师和管理生活的阿姨都是穿着同样的蓝制服的革命干部，我也过上供给制生活。学校给我发了件粗布的白衬衫，还有一套蓝色的列宁装。女孩和男孩的区别是两排扣，腰上束蓝色的布带。我被剪去从天津幼稚园时就留起的辫子。因为这个学校繁衍"革命虫"，很快我的头上就长了黑色的、身上长的是白色的，比黑色的还要大。我记得妈妈把我在学校穿的衣服全部煮过，往我头上浇过醋，浇过煤油，把我的头皮都烧烂了，总也剿灭不完。一次上课时，我竟然看见头发帘上爬动着一只黑虱子就把它活捉了，课堂上捉住虱子让我感到很害羞，尤其怕别的同学看见，因为大家都知道虱子是脏东西，谁公开捉到虱子经常受到讥笑："你真脏啊"。这大概是我最早记忆的人的情感的虚伪。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察哈尔省取消，父母带着弟弟全家都搬到北京了，我因为学校的原因，一个人被留在张家口，这样我就成了连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享受自由的人。一次我生病了，发烧，不能上课，姚阿姨把好几个女生病号都调到我住的宿舍里，晚上姚阿姨带着我们班的尤小平给我们送来了一桶热呼呼，飘着鲜绿菠菜叶的面片汤，我们六、七个病号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喝起来，好像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饭，平时在饭厅是不准说话的，我们在宿舍吃饭又说又笑，阿姨给我们每个人往饭碗里添面片汤，我喝得满头大汗，一些没有生病的同学也分了些。第二天尤小平一脸严肃地来看我们病号，她就像掌握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她说："姚阿姨说了，昨天喝一碗的是真有病，喝两碗的是有一点病，喝三碗的是装病。"我把头蒙在被子里，羞愧难当，因为我恰恰是喝了三碗的。在家里，生病的时候妈妈总是为我能多吃些东西而高兴，为我不吃饭、吃少饭而焦虑，从这件事之后，我对很想依赖的老师阿姨的信任失去很多，而且我学会了要压抑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喜欢的，高兴的都不能轻易流露。

弟弟也成了我的同学，我们失去了父亲

三年级一放暑假，我被送到了北京，我也有了新学校，是华北局所属的华北西苑小学，学校离家很远，在颐和园的南边，现在是中央党校的一部分。顺着颐和园的东墙，走到头，走过一条窄窄的柏油马路，就是一条乡村小土路，这条土路一直通到我的学校。学校是新盖的，有两座崭新的灰色楼房和一排排整齐宽敞的灰色平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院子西边是大操场和各种运动器械，东边是我们的园地，秋天开满了金黄色的向日葵。华北西苑小学，已取消了供给制，夏天我可以穿花布裙子，冬天我可以穿我自己选的花布做的棉袄，这种花棉袄我又穿到中学、大学，一直到社会上有了羽绒服才不穿了。但是过集体生活约束我们的纪律和张家口学校是一样的，几乎无处不在，在寄宿学校想享受到家的温暖那犹如冰遇火。

我升入五年级时我六岁的弟弟也成了我最低年级的同学。弟弟刚入学不久，就赶上北京市流感，学校取消星期六回家，星期六下午，我们习惯地都聚集在学校大门口，看看家里有没有人来接我们，实际学校早已通知了家长。忽然我听见一阵哭闹声，我看见正是我弟弟要往大门外边跑，他要回家，他的班主任一个非常严厉的小个子张老师追上了他，非常粗暴地训斥他，拉他拽他。弟弟倒在地上哭叫着打滚，我心里难过极了，我那时个子长得已比张老师高，我心里的本能是冲上去挡住张老师，对她说："让我来告诉我弟弟这星期我们不能回家。"可是我要这样做也是"反对老师"，我也就犯了错误。我含着眼泪，继续看着张老师粗暴地对待弟弟，一直看到张老师制服了弟弟把他用劲拖走，弟弟还是一路哭嚎，一直到听不见声音。

多少年后我看到奥威尔写的《如此欢乐童年》，他描写他8岁进入圣塞浦里安寄宿学校的痛苦经历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才意识到我上一年级的弟弟大闹校门口是最勇敢的表现。

圣塞浦里安是20世纪初，英国一所昂贵的学校，奥威儿痛恨的校长和他的太太都是我们在狄更斯作品里十分熟悉的极其势力和恶毒的人物，但是我的小学校长、老师中没有这样的坏人，大多是和蔼可亲的。圣塞浦里安留给奥威尔的是鞭打、体罚和羞辱，是丑陋的校舍、大教室的霉味、澡堂里的浊水味和冰凉厕所的尿骚味。而我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之好是一般小学的学生不仅没有见过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的。圣塞浦里安和我的寄宿学校的相似之处在于制度，它们都象一座军营，它们着重要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都要扼杀和压制儿童自由天性的发展，而且是从诚实情感的表达开始的，面对严格的集体生活的纪律，让儿童对自己真实的情感的流露，怀有一种恐惧和羞愧的犯罪感。反方向更助长了目中无人和冷漠的滋生。

在我五年级，弟弟刚入学的冬天，我爸爸因重病住院了，妈妈顾不上我们，我和弟弟因为没有新棉鞋，两个人脚都冻了。

新学期开学后，我见父亲的机会越来越少。5月之后，妈妈根本不让我们回家了，每个星期我都是和弟弟在学校里过的。7月到了，月初妈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和弟弟期终考试准备得怎么样。我急着问爸爸的病情，妈妈用很平静的口气对我说："爸爸转院了，到很远的地方去疗养了。"我什么都明白了，眼泪涌出来了，滴在电话筒上，止都止不住。传达室的叔叔关心地听着我接电话，这时一个比我低一两年级，又白又胖的男孩跑到我对面学我哭，还向我大做鬼脸，他当时对我的伤害，和我心中想止也止不住的悲痛一样大。马上"高瑜爸爸死了"的消息传遍校园。老师、校医的眼神都对我和弟弟充满同情，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想到胖男孩对我做的鬼脸，我竟然能止住悲伤，改为愤怒了。多少年之后，当"太子党"这个词出现，我还能想起那个胖男孩的鬼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