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爷还在世，现在就回忆他，似嫌过早。可我又不得不赶紧回忆他，怕时候久了，他的好些有意思的事儿被我忘了。前两天，我还打电话回国给他，知道他还在，就是声音更哑了，有气无力的。我要挂电话，他一个劲儿的说：“回来瞧瞧吧，回来瞧瞧吧。我这儿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安个电话，也没人给我打，算是白安了。”
他怕快不行了，我想。但也难说。
那年“六·四”过后不久，我刚到哈佛，吃了午饭，和一个教授在教研室里闲扯。我说，看电视上邓小平那副老眼昏花的样子，大概活不了多久了。他就说其实也不然。比如说头几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眼看自己快不行了，就捐了她所有的钱给哈佛的系里，但是加了个条件：得等她死了之后才能花。当然她没死也能花，那就得算借，花了不但要补上，还得还利息。系里一想，她也活不了多久，现在系里正等着钱修房，先花了，不管补上还是利息，反正早晚还不都是系里的钱，背着抱着一般沉。
钱也花了，房也修了，可老太太没死。系里拆东墙补西墙，为了补上挪用的那点儿亏空费神费得太大了。所以说，人事难料。
果然让这位教授给说中了，邓小平也是“六·四”过了好些年才死，而且死前还干成了不少好事。
可是冯爷不同，他再干也干不成什么事，枉有了一肚子的学问。
我跟冯爷的认识是通过一位小学的同学。
还是插队回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看同学刘君。说了会儿话，他便送我出来。大街上人来人往，他就开口说了，别瞧人都长得差不多，穿得人五人六的，可真不敢貌相。你瞧那边那个光脊梁的，懂六国语言！说着他还伸出大姆指和小姆指，一脸的神气劲儿，不由得我不留神看。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街那边，一位大汉，果然好身量，古铜般的皮肤泛着油光，裤腿儿卷到膝盖以上，一只大脚蹬着地，另外一只脚踹着他的四轮小车，正从付食店门口的土筐里往外捡烂纸。
“怎么样，信不信？”同学还一直在瞅着我，怕我不信。
“我怎么会不信，我当然信，”我连忙说。这时候我正愁找不到一个老师学德文，见有这么好的机会，便顺势央告他：“怎么样？既然你那么熟，给我介绍一下？”
“我不认识，都是听人家说的。这样的人，我们这条胡同里有好几位。”说罢他就要往回走。
“别介，这个人你不认识，别的也行。总不能一个都不认识吧？”我说。
他好像觉得，如果承认一个都不认识也太丢面子，而且这么一说，我可能连眼前的这一位也会认为是他在吹牛。于是沉吟片刻，抬头对我说：“这样吧，过三天我给你一个回话，让我爸爸跟那个人说说，这就要看那个人同意不同意了。”
“哪个人？什么样的？”我挺想先打听一下。
“先别问。见面再说。还不知道行不行。”他打住我的话头，说罢就截直往院子里走，也不回头。大概是吹了牛，现在一脑门子的官司，还不知道回去怎么和父亲交代。
那年头，唱个外国歌，看个外国画片都恨不得犯法，就更别提说外国话了。我想我也真难为他。
不想第三天刘君果真来了，手上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有人名和门牌号码。他说：“就是这个人，去找吧。他会四国外文，整本整本的哲学书都是他翻译的。”别瞧他一脸的无所谓，我知道他是在强按着心中的得意。我千恩万谢过了，他就又嘱咐道：“这人可是个邪性的，我爸爸说，多少人都跟他处不长，你要是往后跟他合不来，可别怨我。你见面管他叫冯爷就行。”
“不会，绝对不会。我怎么会怨你呢。”我知道这可是个天大的人情，我知足得很。
等见到冯爷，说实话我真有点失望。他长得既不象那位捡烂纸的大汉一样身材魁梧，也不象学富五车的泰斗那般温文尔雅。听说他不到五十岁，但显得有六十开外，牙掉了好几颗，精神显得很萎靡。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因为文化革命闹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营养不足，精神也就打不起来。
家里的陈设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符合那个年月的学者身份：一般来讲，知识的水准高低与居家的困窘程度成反比。他住的是东屋，里面黑黑的，一块木板床，两个床架是铁条搭的。桌上、床上到处都是书。屋子不通风，一股霉臭味。
在我打量环境的工夫，他斜着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我知道该是自报家门的时候了。我先是说和刘君是起小的同学，虽不在一个中学，可总还是玩在一处。他父亲从小看着我们长大，那年他当校长的父亲去挨斗，临出门时他奶奶用《周易》卜的那付大卦就是让我扔的铜钱。我们家没有一个党员，不过也没有一个右派，就我一个儿子，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绝对是个清白人家子弟。他倒也没说什么，沉吟片刻，最后添上一句：“这就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学德文的事。我发现他并不是怎么难处的人，说话还挺幽默，有时候甚至象个孩子。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于是三句两句就扯开了。
冯爷问了问我原来上学和下乡插队的事，我都照实说了，然后还加上自己的感想，说在乡下别的没瞧见，老百姓的穷可真让人开了眼，不但贫农穷，地主也穷。
说到穷，冯爷搭上了话头：“要说穷，我是真穷。我不是说我现在穷，我是从小就穷。”说到这儿，他忽然来了兴致，说：“老八应该依靠我呀！我不是贫农，也不是雇农，我是绕世界要饭的。这不比他们还穷？”说着他还用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八”字。后来我才知道他这表示的是八路军，代表共产党。
“那您还真看不出来从小就这么穷过。”我觉着会四国外文的人小时候差不多都是过得舒舒服服的，要不然哪里会有这份闲心，不由得我吃了一惊。
可他没有瞎说。冯爷起小跟着爹妈从河北静海一直要饭要到大名。要到一处有个大教堂的村子，神父给了点吃的，好歹就先安顿了下来。后来知道那是个匈牙利教区的神父，人挺和气。冯爷没事就爬上教堂外面的一棵大槐树，往教堂里看做弥撒。神父看他有些灵气，有的时候就教他一点儿《圣经》，他也爱学，三下两下，学得有模有样。神父见着他爹妈就夸，爹妈也就不走了。不过他爹妈也不找地主租地来种，要饭要惯了，还是三天两头跑出去要饭，冯爷就跟着神父过。
转眼就是几年，冯爷也在教堂办的小学毕了业。听神父说北平城里还有教会办的中学，也不要钱，他便想去。神父知道他有能耐，便写了封推荐信，给了几个盘缠。冯爷拔腿就上了北平。
到了北平，截直去了城南的汇文中学，那是当时最好的教会学校。他赶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敢情还得要报名费，刚上学还得要交学费。所谓的不要钱，是要等你上学的成绩好，得了奖学金才能免学费。冯爷一听就蒙了向，正在慌乱之际，看到人群里有个同村有钱人家的少爷，便上前打探，说出自己的难处。那位少爷自己在外读书，并没有钱可以资助他人，但那少爷早就听说冯爷的本事，便带着冯爷去找一位同村出来打天下的营长，那位营长正好在北平驻防。一听家乡来了个这么有出息的秀才，又听身边的书记官念了神父夸奖冯爷的推荐，营长知道了冯爷还会说外国话，要上洋人办的学校，简直乐坏了，马上叫人从军饷中拿出十几个大洋给了冯爷。
就凭这些大洋，冯爷报了名，考了试。发了榜，就上了学，钱交了学费还有富余。第二年他得了奖学金，一直拿到中学毕业。后来又上了北京大学，靠的也是奖学金。
冯爷能读书，但不善于与人相处，而且特别爱抬杠。在北大读完了书，他还想呆在北大，成天还是听课泡图书馆，不愿意出来做事，说是到社会上去他活不痛快。那时候的北大还真不错，由着他。解放也好几年了，正在“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房东的女儿也在北大读书，有一天给揪了出来，罪行是因为她和她先生都信天主教。警察也来了，说话快要逮捕了。冯爷和房东的女儿不在一个系，可当初房东知道冯爷是老北大的高材生，见识也广，于是就托付冯爷有事照顾他女儿。冯爷受人之托，又住着人家的房，觉得这事得管管，于是就跑到房东女儿的系里，跟人家说他懂天主教，如果人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可以给解释。冯爷还确实懂天主教，因为他一直上的都是教会学校。警察和系里的人当然说不过他，抬着抬着杠，警察就急了，说是要不然把冯爷一块带走算了。冯爷一听害怕了，但他懂得政府的政策，忙说，你先调查一下我是什么出身。我是要饭的出身，现在政府正要依靠我这样的，你怎么胡来呀。大概警察的出身还没他好，话头就软了，放了他一马，不过房东的女儿还是给带走了。
后来政府看房东的女儿和她先生岁数都还小，刚二十出头，再说抓的人太多，监狱也不够用，就把他们放了出来。冯爷说，房东老两口当时也给抓进去了，还是他把房东的女儿两口子从监狱接回来的。等房东也出了监狱，觉得冯爷恩重如山，一直到文化革命都没给冯爷涨房钱。反倒是文化革命红卫兵抄家，把房子归了公，房管局才给冯爷加了两块钱房租。
当时冯爷知道北大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赶紧找了个事儿，到工农速成学校教进城干部学算术去了，离开了北大的是非圈子。我们这一辈没人经历过“镇反”，但文革的厉害都领教过。等冯爷说完，大家都说，好玄呐，听着都害怕。您经了这么大的事，可怎么还爱抬杠啊。
这样的大杠后来他是不敢抬了，但抬杠的毛病不好改。
且说他到了工农速成学校，有了工资，冯爷算是独立生活了。
“我那五十多块钱花不完呀！你想想，炸糕两分五一个，还给一大勺白糖。”除了在教会学校吃黄油面包那两年，再就是在北大白吃白喝那几年，然后就得数刚出北大那两年了。这大约是他一辈子最阔的时候。
可是他抬杠的毛病太大，一来二去的就和来学习的干部们干上架了。有一回，几个干部正在谈论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心得。其中一个觉得自己有了一些体会，于是就谈上了。他说哲学大师艾思奇有一条讲量变到质变的例子，佩服得不行。大家就让他说说看。这人并不知道冯爷也在场，更不知道冯爷给马恩列斯编译局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玩意儿，他就说，艾思奇说量变到质变，就象雷峰塔，你从塔脚底下把砖抽出来，一块，两块没关系，抽得多了，到了一定数量，雷峰塔哗啦就倒了，量变就到质变了。大家果然佩服得一踏糊涂。可冯爷搭碴说，你就没想想，要是不从塔脚底下抽砖，而是从塔顶上拿砖，你得拿完所有的砖才成。你的量变什么时候到质变哇。那人脸一红，不说话了。但是干部们都觉着冯爷的政治觉悟太低，当个教员不够格。
后来不到几年又开始了“反右”。听冯爷自己说，在此之前已然看出来这是个有意卖出的破绽，他就赶紧辞了职。我们对他的眼光有些将信将疑，但不管怎么说，他真是辞职不干了。他还说，当初要不是溜得快，肯定也做了王羲之。后来才明白他指的是王先生的官衔：右军。
从那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管街上怎么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他也不管，一门心思给几个出版社翻译点书，挣点稿费。空下来的时候就泡泡图书馆，也不用政治学习。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倒也十分自在。我们后来听了都纳闷，那时候政府怎么忘了管他了呢。
到了文化革命，也不用政府管，冯爷自己就到政府报到来了。因为出版社都关了门，闹起了革命，几个原来跟他联系的编辑，死的死，关的关，没人让他翻译东西了。他一下就断了来源，只好到街道革命委员会找活干。人家街道革委会一商量，觉着他的出身还真不错，就让他去扫街道上的公共厕所，一个厕所三块钱，让冯爷扫十个，一个月三十块。冯爷还真干了几天，但冯爷吃的太差，没有营养，那冲水的大皮管子他拉不动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