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学出现的DEI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其它机构，虽然问题最为严重的还是那些州立或公立大学。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Theodore Dalrymple撰文／信宇编译）

将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DEI）作为政策指导的支持者，尤其在聪明人比比皆是的大学里面的支持者，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一点就是，积极、主动的歧视（这是DEI政策的必然结果）会带来消极、被动的歧视。毕竟，人们在偏袒某些人而进行歧视的时候，不可避免构成了对其他人不利的歧视。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想法，相反，它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许多人在声称他们因任何形式的歧视而感到被冒犯的时候，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

有时，在反驳一项你不同意的政策时，最好先想出对它最好的评价。就DEI政策而言，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深入的分析。

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有些年轻人一开始就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优势，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年轻人往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公认的社会群体。如果来自这样一个群体的年轻人在学校表现出色，尽管不如来自更有优势群体的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不仅和优势群体的人一样有能力，而且在克服自己的劣势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因此，在有限名额的竞争中，他将成为优先考虑的候选人，而且，在优先考虑他而不是更有优势的候选人时，他所来自的弱势群体将得到帮助，从而与更有优势的群体平起平坐。

这一切的理论依据是一种简单甚至粗糙的历史、社会和人类心理学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却具有某种蛊惑人心的吸引力。然而，它最吸引的正是某个日益壮大的阶层，即行政官僚阶层。它赋予了这个阶级一种权利和义务，可以制定和强加无穷无尽的行政程序。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常说的那样，这个政策即使不是苏维埃发明的，也是苏维埃沿用的，这绝非巧合。“正确的”（correct）社会背景，也就是无产阶级或农民身份，成为进入高等学府的必要条件，再加上这个群体人数的大幅增加和意识形态的严格统一，很快就导致了质量的急剧下降。只有那些直接应用于武器装备开发的研究，才会在遴选时严格考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个人成就。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考量只是出于社会工程，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工程。

最近，我正好在读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撰写的两本关于20世纪30年代时期苏联政权的书，这两本书分别是《从苏联归来》（Return From The USSR,1936）和《我从苏联归来‧修订本》（Revisions to My Return from the USSR,1937）。

纪德和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一样，是苏联政权的支持者，几乎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支持者。然而，尽管他在1936年去苏联时受到了王室般的待遇，他回国后却成为了一名苏联的批评者，尤其是对苏联缺乏知识自由的批评。他的第一本书在当时受到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几乎被视为背叛事业的行为。对此，在对苏联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他在第二本书中做出了回应，对苏联进行了更为严厉和准确的批评。

他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描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引人关注，因为官僚机构在大学（但不仅限于大学）中发展得十分庞大，甚至十分怪异。下面是纪德写的：

“有人说，斯大林本人已经成为这个官僚机构的奴隶，这个官僚机构最初是为了管理，后来是为了统治。最难摆脱的莫过于虚职，或者说莫过于毫无个人价值的无用之人。早在1929年，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苏联著名政治家、斯大林的老朋友，和斯大林一样是格鲁吉亚人，在纪德第二本书出版的那一年被谋杀或自杀）就对这种‘大量的无用之人’感到震惊，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只想阻止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奥尔忠尼启则认为：‘那些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人需要的人被安排到了行政部门。但是，他们越是无能，斯大林就越能指望他们的惟命是从；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好日子完全归功于斯大林的恩宠。不言而喻，他们是政权的热情支持者。在为斯大林的好日子服务的同时，他们也在为自己的好日子服务。’”

如果我们把“那些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只为阻止社会主义成功而工作的人”换成“那些对学术独立一无所知、只为阻止学术独立实施而工作的人”，把斯大林换成大学校长或校董，这个类比就非常接近了。

1936年，苏联的《真理报》（Pravda）本身对苏联制度的批评并不严厉，但它间接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机械化农场里14%的雇员是官僚（工资比农场工人高）。按照现代美国大学的标准，这种效率令人吃惊。例如，斯坦福大学（Stanford）有17,529名学生，但有18,369名行政人员，平均每8名行政人员对应1名教职员工。奥尔忠尼启则会在坟墓里气愤得翻身，但斯大林却会高兴得大笑。奥尔忠尼启则始终认为西方注定要灭亡，这就是证据。

目前大学出现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其它机构，虽然问题最为严重的还是那些州立或公立大学。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好逸恶劳者个人都是不诚实的。要知道，人的大脑能够说服自己相信任何事情，然后忘记曾经需要这种说服。我曾亲耳听过一些高级官员说，他们热衷于某个部门这样或那样的功能，然而仅仅过了一周，他们又以同样的信念论证说，必须立即关闭该部门。他们的理智信念源于他们从高层接到并必须执行的命令，他们在执行命令时会立即将其合理化，这样他们就不必为自己感到难过。

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些人与其说是理性动物（the rational animal），不如说是合理化动物（the rationalizing animal）。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是一名退休医生，他是《纽约城市杂志》（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约编辑，著有《生活在底层》（Life at the Bottom,2003）等30本书。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是《禁运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2020）。

原文：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The DEI Logic No One Wants to Fa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