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未能明白，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民间公司，而是俄罗斯的国家代理人，在无数商业和政治交易中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她未能了解，和那些不时接受中共补贴或指示的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可能十分危险；她也不清楚，从稀有矿产到医疗用品等各种物资都仰赖这些企业，又存在怎样的风险。

脱钩、去风险化与重建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哈布斯堡狩猎小屋会议的五十五年后，欧洲的独裁与民主相互依存实验步向终点。一次大规模的海底爆炸后，又接连发生数起爆炸，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四条独立管道中有三条被摧毁，让这整套耗资两百亿美元的建设毁于一旦。除了实体管道之外，这种破坏行为也摧毁了外界原本以为德国、欧洲或美国能藉贸易促进民主的想法。

俄罗斯自始就想让北溪天然气管达到彻底相反的目标：俄罗斯希望在德国推行盗贼统治，并且为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奠定基础。北溪二号的主要目的是将天然气从俄罗斯直送德国，绕过波兰和乌克兰，使这两国无法取得利益丰厚的天然气转运合约，还可能完全切断乌克兰的天然气来源。甚至在协议签署前，俄罗斯就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的定价与供应作为影响政治的工具，曾先后在二○○五至二○○六年与二○一四年两度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并操控价格，也在中欧与东欧地区藉天然气议题来操弄政治。

北溪天然气管也成为俄罗斯和德国之间一种新型特殊关系的基础。参与北溪建设的俄罗斯企业开始融入德国的文化和政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资助了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场展览，内容是被过度美化的俄德交往历史；该公司也赞助了沙尔克足球俱乐部，正好是德国总统暨前外交部长史坦麦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热爱的球队。这些公司也和德国与俄罗斯的政治人物关系密切。曾与普京同时派驻德累斯顿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官员沃尼格（Matthias Warnig），就成了北溪公司首席执行官。[]当年同意兴建北溪天然气管的德国总理施洛德，卸任几天后就接受普京提议，成为北溪公司股东委员会主席。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二○二二年为止，施洛德每年从北溪及俄罗斯天然气相关企业（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赚得近百万美元。并非所有与北溪相关的人脉关系都是腐败的（施洛德坚决否认涉贪），但这些天然气管既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也和欧洲的战略稳定有所抵触。俄罗斯二○一四年首度入侵了乌克兰，但即使如此，继施洛德后出任德国总理的梅克尔也没有结束北溪天然气计划。普京或许自此开始相信他获得放行，可以继续侵略行动。

很多人都曾猜测梅克尔的动机，但她的观点其实与同时代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领导人一致。她相信，互利互惠的投资加上一点点耐心，就能鼓励俄罗斯融入欧洲，就像欧洲各国在二战后学会相互融合一样。她未能明白，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民间公司，而是俄罗斯的国家代理人，在无数商业和政治交易中都代表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她未能了解，和那些不时接受中共补贴或指示的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可能十分危险；她也不清楚，从稀有矿产到医疗用品等各种物资都仰赖这些企业，又存在怎样的风险。

过度依赖与俄罗斯、中国或其他独裁国家的贸易，不仅在经济上产生风险，更关乎国家根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洲人才惨痛地意识到，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决定让他们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改用更昂贵的能源导致了通膨，通膨又反过来引爆民怨。在俄罗斯假讯息战的推波助澜下，民怨升高使得德国极右翼的支持度激增。一旦极右翼政党执政，战后德国的本质就将面目全非。

二○二三年四月，拜登总统的国安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华府一场演说中，谈及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带来的类似风险。他不主张脱钩（意即美国经济彻底与中国经济脱离连结），而是主张去风险化：确保美国等民主国家不再全靠中国提供任何可能在危机发生时被当成经济武器的资源。他举了一些例子，包括美国“目前生产的锂只能满足当前电动车需求的四％，钴则是十三％，镍○％，石墨○％。在此同时，超过八成的关键矿物都只由一个国家加工，那就是中国”。他主张打造一套“供应链根植于北美，并延伸至欧洲、日本等地的绿能制造生态系”。

这件事必须更加大刀阔斧地进行，因为民主世界在矿产、半导体或能源供应上依赖中国、俄罗斯等独裁国家，不仅会构成经济风险，这样的商业关系也在腐蚀我们的社会。北溪天然气管并未如同当年德国总理布兰特期待的那样，深化商业关系并协助强化欧洲的长期和平，而是被俄罗斯当作勒索用的武器，并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式影响欧洲政治。中国企业则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存在来搜集数据资讯，之后或可用于发动网络战。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寡头投入英美房地产的资金，让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变得畸形，不只一位政治人物因此堕落贪腐。川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就有匿名空壳公司购买川普品牌地产公司的公寓。这件事原本应该敲响警钟，但事实不然，证明我们对盗贼统治的腐败已习以为常。

我们与“独裁者联盟”之间的交易关系还带来其他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在二○二三年春天的一场演说中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平衡”，而且“日益受到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扭曲影响”。说得更直接一点，中国政府会补贴最大的企业，帮助它们在国际间竞争。冯德莱恩呼吁“在透明、可预测和互惠的基础上重新平衡双方关系”，这是以礼貌方式表达我们需要实施关税、禁令和出口管制，确保中国无法以政府资金削弱我们的产业。

警讯可能不仅于此，因为竞争的对手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在贸易方面。当前的我们大约处在一个转折点，必须在这个时刻决定如何形塑监控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语音或脸部辨识系统以及其他新兴技术，让它们的发明者和使用者仍须向民主制度的法律负责，并遵守人权原则和透明度标准。我们已经未能监管社群媒体，因此对世界各地的政治造成了负面冲击。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若未能在人工智能扭曲政治对话之前实施监管，长期下来就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民主世界应该再次联合起来，提升透明度，制定国际标准，确保规则不会由独裁国家制定，产品不会由独裁国家塑造。

我们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刻已经非常晚了。从莫斯科、香港再到卡拉卡斯，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人士一直在向我们发出警示：我们的工业、经济政策和研究成果正在促进其他国家的经济，甚至助长军事侵略。他们是对的。

某些最有钱有势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这些行业中扮演着矛盾角色。非常富有的人可以一方面与独裁政权做生意，有时促进这些政权的外交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又与美国政府或欧洲政府做生意，同时享受民主世界自由市场中公民的地位和特权及法律保障。我们不能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是时候要他们做出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