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念晚纪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编辑于长夜

平台编辑覃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阴天。

中正纪念堂前一块被专门划出来的场地内，由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会，于6点40分正式开始。

晚会舞台的两侧，分别是不同公民组织设立的摊位，除了关注台湾本地议题的组织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关注香港的组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在不同摊位出现多次。在晚会的入口，竖立着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作品“国殇之柱”的小型复制品，再往里走，参与者在地上用烛光拼出了“8964”的字样。

这场悼念晚会被视为目前“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晚会”，主办方称有两千人参加。虽然规模已数台湾历届六四晚会中较大的，但人数仍远不及曾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

台湾六四晚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在两岸逐渐走向敌对、台湾本土意识兴盛的今天，台湾六四晚会的举办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

现场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会的两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过程中更是用国语和粤语交替进行。在晚会的一开始，主持人便用粤语带领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这是过往每年都会在维园六四晚会出现的口号；在晚会即将结束时，大家亦用粤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除了几乎随处可以听到的粤语之外，辨别现场的港人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这样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轻港人，她身形瘦小，语气活泼，极具亲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作，2022年，“职工盟”迫于压力解散，Wendy为了避免被捕，决定移居台湾。

香港职工会联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7月，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迫于政治压力宣布解散。（图片来源：端传媒/林振东摄）

那时，仍是疫情期间，从香港到台湾需要进行七日隔离，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结束隔离后，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自由广场悼念，发觉现场几乎都是香港人。隔离时的孤单、在港时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氛围中爆发，那晚，她多次流泪。

从前，在香港，因为在NGO工作，她亦会参与六四晚会，和同事一起在维园摆摊，宣传、筹款。如今，在台湾，为了谋生，她选择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时难免觉得可惜”，她说。

“台湾的六四晚会好不同，首先是规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党在这里发表演说”，Wendy说，“今年的形式还多了一些，有行动剧等等，我上次（2022年）来的时候，就是请不同的政党上来讲话，一直讲一直讲，好像变成一个政党活动。”

这次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六四晚会的Emma，也体会到了差异。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戴着口罩，手持烛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她说，“在香港，我们会唱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歌，在台湾，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现场基本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少见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希望小朋友记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在维园晚会中演唱《回忆有罪》，这首歌由“达明一派”为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创作。（图片来源：香港01/罗君豪摄）

她上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是在2019年的维园，那也是香港最后一次举办六四晚会。六四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当时太小，只模糊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后来才通过书籍和维园六四晚会了解到了更多来龙去脉，之后很多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组织中做义工，用这样的方式记住六四。

晚会结束时，Emma再一次感慨：“这里真的和香港的晚会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说，“但在离香港这么近的一个国家，还愿意纪念这样的晚会，很难得，我作为香港人，觉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则觉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无需去比较”。他六十多岁，精瘦，从帽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诉我，他原本也在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组织游行示威，2020年因为《国安法》被捕，期间和妻子分开，2023年只身一人移居台湾。

六四发生时，他27岁。他记得那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120万市民仍然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现场和记者演示，左脚往前挪一小步，右脚再很快跟上。他在电视上看到坦克碾压学生的场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每一年都会前往维园参加六四晚会。

去年移居台湾后，他亦每年都来参与。

谈起台湾的六四晚会，阿炳说，“台湾不像香港，他们对六四没有感觉，办得没有香港那么投入”，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但他们肯办，我就很高兴，要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