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东苗华落马是当今中共官场最大丑闻。(Feng Li/Getty Images)

习*近*平军中第一亲信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习军中第二亲信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两人双双落马是当今中共政坛最大的丑闻。

何卫东落马虽然还没有官宣，但从国内外媒体的公开报导看，应该没有任何悬念了。

何、苗为什么落马？原因很多，其中少不了卖官买官。因为他们是习提拔重用军队高官将领的两个重要把关人。

何卫东是分管政治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专门领导。从中央军委15部门，到五大战区，到各军兵种，到武警部队，到军事院校等，所有高级将领的提拔重用，都必须先经过苗华这一关，再经过何卫东这一关。何、苗因此成为许多想要获得提拔重用的军官“又跑又送”的关键目标。

据旅澳法学家袁红冰援引中共体制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苗华被关押审查的第一天，彻夜未眠疯狂交代，初步揭发超过80名军中人员。随后更在他的三名秘书配合下，供出多达1,300名军职人员，包括近百名上将与中将级高官。这些军官多为习*近*平本人或亲信提拔的。

袁红冰的这个说法，目前无法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苗华被抓后必定会牵出许多高级将领来。何卫东很可能就是苗华供出的。

下面，我对近些年来查办的四个买官卖官大案作一个简要回顾。

中共官场四个大案中的买官卖官

第一，徐才厚郭伯雄案。

2014年、2015年，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相继落马。

徐才厚在审判前病亡；郭伯雄被判处无期徒刑。徐、郭的一大罪状就是买官卖官。

2015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中国军事科学院少将杨春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徐才厚他们事出了之后，身边人说了，他们权力太大了，人家一个大军区司令，给他送了一千万，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他就不要一千万的。”

据办案人员讲，徐才厚在弥留之际说，大区正职的将领几乎都给他送过钱。也就是说，包括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各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武警部队编制为上将警衔的军政一把手，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军政一把手，几乎都给他送过钱。

2016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报导，郭伯雄的儿子郭正钢曾扬言：“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是，郭伯雄当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0年，向他买官的高级将领肯定很多。比如，香港《南华早报》报导说，军队内部流传，原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曾向郭伯雄“进贡”2500万元人民币。

徐才厚、郭伯雄落马后，网上传出一份军队买官卖官的价格表：大区级军官（军长以上军官）：1000万元；军级军官：500万元；师级军官：100-300万元左右；团级军官：100万元左右；营级军官：30-40万元；连级军官：20-30万元；士兵：男新兵3万元（包括体检不过关收1万，政审不过关收2万元）；女新兵6万元；西藏男兵6万元，女兵10万；士兵被提拔为一级士官，和一级士官提拔为二级士官、三级士官等：1-3万元不等。

据了解中共军队内情的人讲，上述价目表，所言不虚。徐才厚、郭伯雄把持中央军委十年，把军队搞成了一个买官卖官盛行的大卖场。

第二，苏荣案。

2014年6月14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苏荣是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2017年1月23日，苏荣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苏荣的一大罪状也是买官卖官。其中，他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买官卖官最疯狂。

2015年5月29日新华网发表的《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误党毁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警示录》一文中讲：

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文章称：“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的。”

苏荣的妻子于丽芳一方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对于办得不得力的，还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还经常以“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苏荣的儿子“毫不逊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苏荣的其他有关亲属也曾应江西干部之托，向苏荣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个核心问题。用人用坏了，其它的就都坏了。”

苏荣在江西期间，大肆卖官鬻爵，导致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苏荣喜欢什么。

许多干部都谈到，“与干出成绩、苦熬资历相比，送礼行贿显然更简单、更节省时间”。特别是看到业绩、资历不如自己的人，因为和苏家拉上关系得到重用，也开始走偏门。

第三，茂名书记罗荫国案。

2011年2月11日，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抓捕。

经过与办案人员一番苦斗之后，罗荫国心理防线崩溃，一口气交代出100多个给他送钱送物的官员，涉及整个茂名官场的腐败大窝案浮出水面。

在罗荫国被抓的当天，办案人员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就在几天前，为了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给罗荫国送上约30万美元。

信封里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长的位置待了8年。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官。

经查，罗荫国腐败窝案，涉及广东省厅局级官员24人，县处级官员218人，涉案党政部门105个，茂名市下辖两区三市的主要官员全部涉案。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2013年7月，罗荫国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向罗荫国买官的近50人中，涉及茂名市下辖两区三市和茂名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买官的金额，大都在20万元以上，以40-50万元最普遍，最高的一笔是30万美元。

在市委书记的带头作用下，茂名官场买官卖官也很疯狂。向罗荫国买官的原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卖出57顶官帽，获利1700万。

买官的官员中，绝大部分是为自己买官，也有一部分是哥哥帮弟弟买、爸爸帮女儿买、商人帮官场朋友买、丈夫帮老婆买。

第四，绥化书记马德案。

2005年7月，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因犯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级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马德最主要的罪状就是买官卖官。

马德的官帽是向时任黑龙江省委组长部长韩桂芝买来的。

马德被抓后交代，他为了当上绥化市委书记，向韩桂芝送去80万元人民币。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03年年底，光大银行哈尔滨分行副行长、韩桂芝的大儿子陈红波因为收受巨额回扣被检察机关拘捕。陈红波供称，他的母亲的确收过马德一笔巨款。这笔钱由韩桂芝的妹妹代为保管，马德出事后，韩桂芝令其妹妹将存单销毁。

马德卖出的官帽多达260多顶，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从镇长（乡长）、镇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到市直属机关正职、副职，都明码标价，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中心。

据大陆媒体报导，马德卖官始于他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之后。随着他的职务提高，接触面日渐广泛，一些人开始寻找机会接近他。起初，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并未提出具体要求，只希望建立“朋友”关系。

据他的妻子田雅芝回忆，马德有一段时间晚上回家不敢开灯——“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着队了”。开始他们不开门或者干脆躲出去。后来有人劝说：“你们不食人间烟火怎么地？送上门来的再不要，人家会以为你们不信任他。这不把人都推到别人那去了吗？你看人家每天又吃又喝又按摩的……你们这样不成光杆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长吗？”

“后来马德就和我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送钱，你就先收下吧。”

上行下效。马德的许多下属也有样学样。绥化市下属的绥棱县县长李刚，向马德行贿30万元买官。李刚夫妇被捕前，办案人员从他家里抄没、扣押的钱款达579.9万元，共有31本存款单或存折。

一位纪委官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李刚送了30万，两年内受益500多万，收益率高达1500%。天下哪里有这么高利润的行当？”

为什么中共官场买官卖官没完没了？

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江泽民放纵官员腐败。

1999年7月20日，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一意孤行，发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

江以为他集中共党政军最高大权于一身，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铲除法轮功。

但是，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无论他怎么折腾，就是打不倒法轮功。在实在没撤的情况下，江又想出了一个“毒招”：只要官员跟随他迫害法轮功，无论多么腐败，他都提拔重用，甚至越腐败，越提拔重用。江因此提拔重用了一大批严重腐败分子。

与此同时，江还放纵他的儿子江绵恒一边升官，一边经商，升官发财两不误。

在江泽民，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江提拔重用的一大批严重腐败分子的带头作用下，中共官场迅速变成权、钱、色交易的大卖场。

在江泽民将中共官场市场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官场潜规则。

从那时起，“又跑又送”成为中共官员升官发财的法宝，买官卖官因此大行其道。

第二，选人用人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形同虚设。

中共是一党独裁、一党专制、一党极权的国家。中共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最高大权于一身，既管党员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又管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这样，中共最高层一把手的权力相当大，提拔谁，查办谁，通常都是这个一把手说了算。

既然中共最高层一把手高度集权，那么，在他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一把手的权力也相当集中，也相当大，提拔谁，查办谁，通常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对于中共从上到下的一把手来说，中共的干部选拨任用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不过是他管控干部的工具而已。对于他想要提拔的人，组织部门不敢不提拔；对于他不想查办的人，纪检监察部门很难查办。

据大陆媒体报导，马德担任绥化市委书记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他曾提出“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

2002年1月24日，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

绥化市组织部门设计的《推荐干部责任书》，签字署名的是各县市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旁边注明“此责任书在选拔干部的酝酿、决策环节公开；任用后，由市委组织部长期存档。”

2001年10月16日，绥化有关县市提出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

2002年1月10日，绥化市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马德说：“领导干部述廉、群众评廉、组织考廉等有效措施，使全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取得新突破。”

马德案的爆发，充分说明这些制度形同虚设。

第三，中共的指导思想名曰马列主义，实为拜权主义、拜金主义。

中共口口声声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但是，从中共最高层到最基层，中共官员最重视的是什么？是权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共将官本位发展到了极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得到权力、巩固权力、扩大权力、登上权力的最顶峰，成为许多官员一辈子孜孜以求的事。

而权和利又是紧密相联的。有权的目的是为了谋利，“利”在当今中国就集中体现在“钱”上。拜权主义和拜金主义又成了密不可分的。

而买官卖官正是拜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具体体现。

一个中共党员花钱买来了官，他一定要想办法加倍将买官的钱赚回来。于是，买官-卖官-再买官-再买官的恶性循环便形成了。

结语

历史的教训反复证明：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从十年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因买官卖官等倒台，到今天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又因买官卖官等倒台看，中共吏治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中共不倒，中共官场买官卖官就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