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哈佛毕业礼演讲的中国女生，一夜之间，获全球海内外华人关注，还被一些中国网民称为“时代最强声音”，这现象背后的虚妄与炒作，大家固然应该看真一点。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更关注一位被关在香港狱中1364日的剑桥旧生——邹幸彤。

香港读者对邹幸彤自然不陌生，但考虑到这里也有台湾读者，容我多说几句，让更多人了解她的状况，进而明白中共治下的香港已经变成怎样的地方。

邹幸彤，1985年出生于香港普通家庭，是大律师，曾任支联会副主席。她自小成绩优异，获老师推荐入读剑桥大学，主修地球物理。念博士期间，汶川大地震发生，许多同学因为能获得大量研究数据而“兴奋”，唯独邹幸彤默默筹款赈灾。

这件事令她开始思考人生方向：究竟要终生在实验室埋首研究，还是投身更符合理想的事业？最终，她发现自己对人权事务更有热情，便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回港成为大律师。邹幸彤并非那些装模作样“关怀苍生”的权贵子弟，而是身体力行，为受压迫者奔走的义人。

正因为她是认真的，自然成了政权眼中钉。三年多前，她被香港国安警逮捕，被指为“外国代理人”，卷入“拒交资料案”，警方还控告她“颠覆政权”。邹幸彤到底犯了什么事呢？她困在牢房已三年零八个月，还没有人讲得清她的“罪状”——公众唯一知道的“罪”，是她坚持悼念六四。

令人敬佩的是，即使身陷囹圄，她还是没有妥协。昨天（6月1日）邹幸彤在Patreon发文，说：“我会在6月4日当天，继续在墙内以绝食36小时去纪念这个日子及重申我们的承诺。相信大家也会有各自的方法去铭记的。”

她也分享了〈终审胜诉后有感〉及〈终审结案陈词〉两篇文章，呼吁大家“一起反思香港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会有冤狱？”邹幸彤笔下的“冤狱”，不是什么政治口号或修辞，而是香港终审法院已经认证了的“冤狱”，千真万确的“冤狱”。

2021年，邹幸彤、邓岳君及徐汉光拒向国安处提交支联会资料，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定罪的前提，是控方必须证明三人是“外国代理人”。谁知在审讯时，控方呈堂的证据竟是“很多页的黑色墨水”，关键检控材料全数基于“国安”理由而被墨水遮盖。

这样荒诞的“罪证”，香港的法官居然毫不犹疑地接纳，裁定他们罪成，各判囚4.5个月。邹幸彤等人一直坚持上诉，就算服刑期满，也没有放弃翻案。今年3月6日，终审法院终于作出判决，指控方未能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更在审讯中遮盖证据，造成严重司法不公，裁定三人上诉得直，撤销定罪。

邹幸彤在〈终审胜诉后有感〉说：

//这件事里真正发生了的“罪行”，是对公民的抹黑和逼害；真正的“罪犯”，是无视法律规定为所欲为的国安，以及保护他们的体制和人们。

至起码，现在确认了这是一场冤狱。而冤狱的源头又是国安的非法行动，那政府是否至少欠我们这些受害人一句道歉，就算不谈赔偿？是否至少，是时候正式收回“外国代理人”的无理指控，而不是企图躲在“我证明不了不等于你不是”的技术诡辩后去合理化公权力的肆意造谣？//

终审法院既确认这是冤狱，港共政权有何反应呢？宣判后翌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裁决说，政府正研究判词，考虑需否在法律规定或执行机制方面，“有进一步改善的措施，确保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更有效率。”

港警陷人于冤狱后，非但没有道歉，反而恬不知耻公开表示，打算“进一步改善”罗织罪名的手法！难怪邹幸彤愤愤不平地说：

//在一个正常社会，警察违法了，合理的追问是如何问责，甚至改革警队。可是在新香港，第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意志有否被贯彻而非事情的是非对错。（⋯⋯）可不管社会如何倒退，我们还是要尽量做个正常人的。所以，我在得悉判决后在庭上向大家喊的第一句，就是“叫邓炳强道歉呀!”要是做错事的人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他又有什么理由不重犯再犯三犯呢？//

//问责，除了是为自身求公道，也是为了阻止悲剧的永劫轮回。国安时代下，要问责的事还有很多；愿这次判决能作为一个起点，也愿我们能有前人的韧力和勇气，在这条未知终点的路途上，继续和所有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并肩同行，追究到底。//

以上一番话，没有精心设计的修辞，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背景更没有西方菁英的掌声，但碧血丹心，字字发自精诚。只要你明白一位剑桥高材生兼大律师如何沦为阶下囚，就知道香港被中共弄成什么样的地方了。对我来说，时代“最强声音”，往往来自监狱最幽暗的角落——那里，才有我们最应该倾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