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民主与专制，并非是一个绩效问题，不应以对经济的盛衰、民众物质生活的好坏来判断。或者最起码，不应将经济和物质作为评判民主和专制的第一标准。民主是天赋人权（自然法权），是人类社会应实行的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组成部分，是捍卫各种权利和人格的基石，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

对于1989年八九民运、六四事件、中共对民主人士的镇压，中共官方、“五毛”、“粉红”、“自干五”及其他一些人士往往有多种理由，来否定当时学生、市民、工人的抗争，及为中共血腥镇压进行辩护。

其中一个常见辩护套路是，中共支持者会根据六四事件后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来为镇压背书，以及否定八九民主运动、否定当年学生和人民的政治诉求。

其逻辑是，正是因为镇压了民运，中国才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之后几十年经济增速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从温饱不足到实现小康。而他们又假设性的认为，如果民运成功、中国民主，那么中国反而会“乱了”，多党制下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会像印度、拉美、非洲国家一样，经济落后、治安恶化、人民困苦。他们还进一步将一党专制、中共统治，与稳定、发展、和谐划上等号，又将民主、自由，与混乱、无序、衰退划等号。

对于这样的说辞，笔者首先从事实角度加以反驳，即是否是镇压了民主运动、一党专制，让中国发展繁荣，而民主又会导致混乱、衰败。

中共支持者这样的说辞和假设，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民主还是专制，对于经济发展，影响都是复杂的、有利有弊的。既不是说民主一定导致经济繁荣、专制造成经济衰退，但也并不是专制促成经济繁荣、民主就会经济凋敝。

二战后至1970年代，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是民主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当时这些国家年均经济增速不低于8%，有时超过10%，不亚于中国在1990-2010年代的经济增速。而经历第三波民主浪潮（1990年前后）的东欧、拉美各国，也大都实现了年均5%以上的经济增长，其中波兰、捷克等国经济增长和繁荣进步最为显著。

当然，也有专制或威权体制下经济迅猛发展的例子，如韩国、台湾、新加坡、西班牙等，以及民主化之前的拉美部分国家（如巴西、智利等）。但显然其不能代表只有专制威权才能让经济繁荣。而且，韩国、台湾等之所以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成为稳定繁荣的发达经济体，一定程度正是因为实现了民主转型，促进了分配公平，缓和了内部矛盾。民主当然也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好的惠及民生，而非被统治阶层垄断性的分肥。

而最近十多年，中国人较为鄙夷和对其有优越感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年均经济增速也在7%以上（除疫情中两年），年均增速超过了现在的中国，也与中国经济增速较快时期持平。另一人口众多、人均GDP较低的印尼，并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民主化二十多年，经济同样以年均6%以上增速发展。

显然，这些例子足以否定“只有专制才能发展”的说辞。而且，中国的经济一度高速发展，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极为贫穷的前提下的，是极度贫困后补偿性的增长、“触底反弹”。从1978年连续发展三十多年，直到201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才达到世界平均，今日中国人均GDP也仅与马来西亚相当。而由于中国有着悬殊的贫富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是显著低于世界平均的。而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显然只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总量较大。

而中国经济繁荣下，巨大的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形象工程等，也都极大侵蚀了经济民生。这让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民生活水平又打了折扣。而中国所谓的“稳定”，是建立在残酷侵害人权、暴力构成的“高压锅”式“稳定”的，是弊大于利、未来可能引爆更大冲突的。

而以上所说，只是从绩效角度、经济繁荣程度角度，看待专制与民主的利弊、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是非。

但从根本上说，民主与专制，并非是一个绩效问题，不应以对经济的盛衰、民众物质生活的好坏来判断。或者最起码，不应将经济和物质作为评判民主和专制的第一标准。

民主，本质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拥有决定国家领导人和各项事务的权力、享有作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民主及民权，关系到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基本安全、对公共事务的知情和参与、对自身命运的主宰、对自身自由的保障，以及这些基本权益基础上自我发展、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同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探索和发展的权利和前提。

而经济问题、是否可以促进和保障物质繁荣问题，只是民主政治的子项、一个目标和要求，而并不是决定民主价值的根本性问题。或者简单说，经济和民主是两件不同的事（哪怕有一些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