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容易又六四，每年这个日子，总不期然忆起鲁迅这段话：“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在今天“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看到朋友在脸书分享张健的故事，是以前没看过的。故事载于《德国之声》多年前刊出的〈89年广场总指挥张健回顾往事〉，文章一开始说：

“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广场上未开一枪。然而，当时在广场上的张健不仅亲眼目睹同学倒在血泊中，自己也身中三枪。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刚满十八岁的张健被选为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六四当天，解放军开始清场时，张健出面与军人代表对话，被一名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

张健的回忆，有三幕特别震撼。首先是张健母亲的哭诉。6月3日清晨五六点，张健听说军队今天可能冲进来，但他没理会，只是半信半疑赶回家换衣服。回家后，他的妈妈说：“你为何参加这种活动？这跟你何干？那是知识分子的事，你练体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跟咱家何关？咱家经历多少政治运动，还没教训吗？他们一定会开枪！”张健说不可能，然后妈妈急得哭了，“他们一定会开枪，信你妈说的话吧！”

第二幕是6月3日晚上，广场一片混乱，张健在纪念碑下指挥。声援的百姓和学生人数激增，戒严部队尽管进攻受阻，终于也冲进来了。当时有五千军人从前门广场冲入，手持冲锋枪，高喊：“杀！”张健没有畏惧，手持竹竿上前，距军队20多米跪下说“我们是大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他依然不相信他们真会开枪杀人。

结果，他亲眼看着军队向学生和平民扫射。一个同学后脑中枪，倒在张健面前：“我一摸他脑袋后面，黏糊糊的。那血压着往外喷。人的生命非常脆弱。我以前常觉得人的生命很坚强，但其实很脆弱，一瞬间就倒在那儿，然后血静静地流。”

中共没开一枪？“敌人也是人”？对，他们知道那是人，但不代表他们不会杀人。

最后一幕，是张健右腿中枪，导致股骨粉碎性骨折（这枚子弹一直留在体内19年，至2008年才在法国取出），他被送到医院。以下是他忆述的画面，容许我抄录于下：

//到了同仁医院，在抢救大厅里，我被推进去一看，这一片几百人趴在地上，“哎哟妈呀”的这还算好的，剩下的都很惨。我一看，血流成河。医院搞卫生的拿的根本不是拖把，用衣服被单什么的不断擦地上的血。我一看这么多人啊。我说我怎么这么傻啊？他们杀人了。我这么傻啊，我站那儿让他打啊？包括那儿的医生都跟我同样感觉。最开始进来的是军人，老百姓与他们对峙时拿石子儿扔，有人受轻伤，然后过去包扎。再往后进来的都是老百姓，都惨得要命。同仁医院的医生，连牙科医生都过来帮忙了。人手不够，有的医生打电话叫来，他也在路上，冒着枪林弹雨啊。有的医生来了，隔一条街过不来，跪着求戒严部队，说“我们去救人”。不让过去！医生最后才过来，哇哇地哭，说他们法西斯，真是法西斯！//

“有的医生来了，隔一条街过不来，跪着求戒严部队，说‘我们去救人’。不让过去！”2019年后，香港人对这几句话相信都有更深刻的体会。

很多人都说毋忘六四，但六四又怎会那么轻易给忘记呢？就算你忘掉，今天在铜锣湾、湾仔一带严阵以待的香港警察，还有四出巡逻的装甲车“剑齿虎”，也会提醒你这是“敏感日子”。纪念六四不一定需要烛光，“剑齿虎”也是“光”，一样有抵抗遗忘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毋忘六四”这使命已经由港共爪牙薪火相传了。

那么，一般人又可以怎样纪念六四呢？其实每个人的记忆都很有限，还会随着岁月而一点一滴流逝。记忆好比一笔固定的银行存款，长年累月搁着，即使金额不减少，实际上已经贬值。所以，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让记忆有所“增长”——每年多听一个人的故事，多看一个人的见证，集腋成裘，把别人的回忆纳入自己的“回忆”，然后转述出去，这样，我们的记忆才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