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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吊照”

“你要不要考虑申请注销律师证，不注销可能就是吊销，吊销就是行政处罚了，考虑一下律所还有所里三百多名律师的年检……”整个2025年5月，律所反复联系我，让我申请自己注销律师证，自我了结自己的律师生涯。

起初我拒绝，觉得无所谓，吊销就吊销吧。但最终我还是提交了申请，不想为难律所。我写的是“个人、政治以及社会原因”，后来被律所改成了“个人原因”。就这样，我的律师证就被搞掉了。从2015年5月我第一次踏进那家著名红二代律所实习算起，整整十年。

“软性打压”也像屠刀一样锋利，正如“自愿堕胎”“自愿认罪”“自愿接受思想转化”……“自愿”始终是极权统治下最方便的免责工具，也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暴力。“吊照”不需要程序、不必辩论，不会留下太多争议，只需你点头，“自愿”承认你不再适合做律师。在打击异见方面，政权越用越娴熟。你不想被警察强行带走？那你自己配合谈话，美其名曰“喝茶”；像许章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关进监狱会引发国际批评？那就软禁好了；贺卫方、张千帆这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公知”，开除太高调？那就悄悄停课。方式不同，结果一样。无需宣布死亡，只需让他们从公共视野中“消失”。

对我来说，这次“吊照”也算是“求仁得仁”。去年我就以为自己过不了年审，因为我代理了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许志永博士“颠覆国家政权”案，还因“扰乱法庭秩序”被山东高院投诉，多次“越红线”。本以为会被处理，但他们没有动手，也许是想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也许是担心外界批评。

他们估计也没想到我如此“不识抬举”。放我出境后，我把他们彻底忘了：

交代的任务——抛之脑后，零回复；

不允许参加的美国国务院项目——不仅参加了，还很积极，公开演讲批评了习*近*平时代言论自由的崩塌。

不允许说的话——不仅说了，还公开在外媒揭露了对许志永和其他政治犯的种种酷刑。

不允许支持的人——不仅支持了，还结婚了。

看起来条条都值得吊照一百遍。

在这黑暗时代，我需要为拥有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权利付出代价。而这，仅仅是代价的一小部分。

二、“致良知”

八零后一代，确实比父辈幸运。生逢改革开放，不再饥饿贫困，有机会追梦，个性与自由成为人格底色。而专制所要求的服从与顺从，在我们这一代，并不主流。

胡温时代贯穿了我整个青春期。虽然那是“被阉割的自由”，但我从未怀疑过“自由、公正和爱”的未来中国。父母忙于生计，对我放养，印象中的童年就是一排排的童话书和动画片，这反而保护了我的自由天性。而法学和律师职业则让我形成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这是我此生最珍贵的财富。

奥巴马当选总统那年我大三，我和同学听他演讲，憧憬未来中国的总统会是一个有法治信仰的人——像美国那样，一半以上的总统是律师出身。那时，我们以为未来一定会更好，没人会想到“宪政”会被定为错误思想，没人会想到李克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的承诺会与他本人一样悲凉落幕。

“高律师的助理”，这是我踏入律师行业的第一张名片。他是我师父，入行的引路人。他的勤奋、仗义和责任感对我影响深远。但他作为体制内知名红顶律师，最终我们理念相左，分道扬镳。

“你实在太执拗了。”他说得没错。对此我也反复思考要不要改，但最终，我知道自己是撞破南墙也不会回头的人。

作者于2018年十月看望张老的留影

“思之精神”对我的激励。2018年，我有幸认识中国人权律师鼻祖——张思之老先生。直到他2022年去世，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正直、谦逊、有风骨，是我非常尊敬的大律师。疫情期间，他虽谨慎防疫，却依然愿意见我，还送我台湾朋友的释迦和红葫芦黄酒，祝我鸿运当头。

很多人批评他从不跨过红线，不能像他一直在称赞的林昭一样为自由献身，我也一直不解，为什么他没有留下批评习*近*平的言论。当然，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错，他有不做英雄的自由，也没有做英雄的义务。他不讨好权力，尽自己所能为后辈律师争取一点点空间，他拒绝权贵，一生清廉，晚年只能借助在友人为他提供的公寓里。他可以选择任何赚钱的领域，却坚定站在人权法的前线，写下那么多经典的无罪辩词。这些足以让张老流芳百世。

“人权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我接手了许志永案，一定会为我高兴，也会告诫我小心行事。他知道政权的邪恶，也会为我担忧。但若他看到我真的选择“撕破脸”，他也一定会为我骄傲——虽然心疼，却理解。

一个律师真正的价值，体现在他选择代表的事业。一次，在看守所，我等待会见一个被控“组织卖淫”的女性当事人，旁边律师轻声问我：“你怎么会为这样的客户辩护？”他说他在会见一位职务犯罪的高官，还建议我换个“好一点的执业模式”。

我没有改变。那个案件我辩成了无罪，检察院撤诉。我去看守所接她出狱时，看到她和家人相拥，我心满意足。我始终公平对待每一位客户，尤其是弱势群体。这在我看来，就是“致良知”。

“许志永的律师”，这是我最广为人知也是我最后一张律师名片。我和许博士相识于2018年，2020年他被捕，我没有惊讶，因为他是许博士，一个立志要做中国的甘地、曼德拉的人。就是有些心痛，他们这些人反抗的是英国政府，即使入狱，基本的人权保障还是有一些的，而在中国呢？最基本的自由都被剥夺。他爱着那片土地上的人，有很强的使命感，有勇有谋有良知。如果世道稍微好一点，他本可能帮助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宪政的重要支柱，但是这个极权盛世，监狱是他注定的宿命。

而我，能用我的律师证帮他做一点事，是我毕生的荣耀。

三、“刑事我”

有时我会想，既然我已身处美国访学、事实上流亡在外，我的律师执照在他们看来也已“无用”，他们为什么还要急着逼我注销、甚至吊销？

我想，答案也许是：他们在为下一步“刑事我”做准备。

“刑事”本是一个名词，但在中国语境中，它已经异化为一个动词——“刑事一个人”，语法虽荒诞，却源于现实：某地一位镇党委书记曾放话，“我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他儿子”。这一令人战栗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也暴露出中共政权如何践踏人权与法治，如何以“连坐”逻辑维系统治机器。

直接对一名在职律师“刑事打击”，可能会引发职业界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与反弹；但若对一位已经“自愿注销”的“无业人员”下手，就顺理成章得多了。他们在做的，不只是报复，更是在制造一种合法性叙事：从人格污名到职业剥夺，再到刑事构陷，一步步将一个异议者从公共空间驱逐，最终在法律与现实的夹击中彻底抹除其社会存在。吊照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2025年是“709大抓捕”十周年。这场针对中国人权律师群体的浩劫，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有人被判重刑监禁，有人流亡海外，即便出狱者也遭暗中立案、长期监控，尊严被严重剥夺。我时常感到绝望，但在一次人权课程上，教授告诉我，不必执着于结果，只要去见证邪恶，去传递自由的火种，就已经意义非凡。我深以为然。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共产极权的黑暗笼罩着我们的时代，法律被用作镇压的工具，真相被系统封锁，反抗被定义为犯罪。哪怕这光亮微弱得几乎要熄灭，也足以提醒我们尚未彻底沉沦。愿我们都成为那微弱的光亮，穿透这深重的黑暗。

作者为人权律师，汉弗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