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界质疑香港“中西桥梁”角色逐渐弱化，港府积极出手捍卫香港的“国际化”，最近高调宣布由中国主导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落户香港，共33个国家签约成为创始成员，指给予“极为重要的国际地位”。惟当中以亚非拉或被评为威权的国家为主，包括古巴、津巴布韦、老挝、刚果等，而 G7及西方先进国家皆缺席，有声音质疑其认受性。

《集志社》盘点，类似情况亦出现于与港府近年设立或引入的其他“国际”平台，同时间西方外资律师行、金融机构纷纷撤离。有分析指，香港“国际化”似乎更多是单向走往“中国朋友圈化”，当中涉及中央对香港在国际战略上的新部署。

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上月底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赴港出席。（政府新闻处相片）

由中国牵头的《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上月底（30日）在香港举行。中方以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亲赴仪式，与32国代表签约成为创始成员，近60个国家和2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见证。王毅指，国际调解院是全球首个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作为国际法治创新之举，在国际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与会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亦表示，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赋予了香港“极为重要的国际地位”。

不过，国际调解院性质仅属中国盟友政府之间协议的组织，以调解为主，不具法律约束力；其认受性受质疑，有别于国际认可的独立仲裁机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由中国牵头发起，33个签署的始创成员国全为发展中或未发展国家，有声音质疑国际认同性。（政府新闻处相片）

国际调解院成员国全为第三世畀或发展中国家

国际调解院的创始成员国，均是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共和国、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尼、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尼日利亚。

值得留意的是，按国际定义、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人权组织 Freedom Hous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定义以及各国宪政背景，33个创始成员国均是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集中于亚非拉，无一为已发展国家；逾六成属极权与威权国家；少数实行普通法制度，反映与香港法律以及主流国际司法机构和制度接轨者较少。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回应传媒指，曾批评“外来敌对势力正企图把香港去国际化、去功能化”。对于国际调解院欠缺欧美参与是否有损权威，他指，签署公约的国家总人口超过20亿，占全世界约四分一人口，数字“相当具分量和理想”，亦欢迎其他国家在公约签订后加入，“不会揣测”无加入的国家对调解院成立的看法，强调“眼光要长远”。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喜出望外”，最终有33国签署，触及全球约26、27亿人口。（政府新闻处相片）

亚洲金融论坛参与国家及人数下跌

除调解院外，今届政府近年设立或引入多个“国际”平台，包括“亚洲金融论坛”（AFF）（见下表二）、香港“国际绿色科技及金融中心”，亦以中国及其中资企业为主体；参与国家及数目则有下跌趋势，大多为中国盟友，包括中东、东南亚或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7国家参与比例亦明显减少。换言之，参与国家的多样性有所下降，重点集中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连系仍未复当初。

以港府尤为重视的“亚洲金融论坛”为例，比较今年及举办首年（2022年）与会者名单。首年整体参与国家或地区约80个，总人数6758人，今年则分别跌至约60个及3984人。在国家及地区分布上，迄今中国内地仍是主力，G7参与人数仍属少数且下跌，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与者，今年更明显加强了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首次设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专场，强调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的金融合作。

港府重视的亚洲金融论坛，今年参与国家或地区和人数都有下跌，G7参与者属少数；今年加强与非洲、中东、东南亚国家合作。（资料相片）

全球绿色金融指数排名连续三年下跌

另外，港府自2023年起透过举办多个国际活动和平台来“巩固”来香港“国际绿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地位，，包括发行绿色债券、举办“香港绿色周”、“香港绿色科技论坛”、国际论坛等，惟当中参与者或对象主要以本地、国内及亚太地区或“一带一路”国家为主。

据英国 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今年4月联合发布的《全球绿色金融指数》（Global Green Finance Index，GGFI）第15期报告，香港的排名连续3年下跌，由全球37名跌至今年42名（见表三），远低于多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如排名第一的伦敦、排名第三的新加坡等。

报告指出，香港虽维持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前3名，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但在此领域尚未充分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尤其在质素和深度方面，不少受访者反映香港未能进入业界预期最具成长潜力金融中心前十大，反映专业界别对香港未来吸引力“存有保留”。

研究报告指香港虽维持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前3名，但在绿色金融领域未发挥国际影响力，排名已连续三年下跌。（资料相片）

身兼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的国际关系专家侍建宇，向《集志社》表示，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不如以往，但是香港对于中国而言，仍是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处理海外事务的重要“白手套”，故中国仍要在尝试维护香港的国际形象，这也是要在香港设立国际调解中心的原因”。

对于香港的“国际平台”未能吸引西方国家，侍建宇认为“并不令人意外”。他说：“尤其在美中对抗，美国对外实施关税与贸易战的脉络下，世界较强的国家都还没确定未来的走势，当然不会轻易的加入。”

侍建宇指在中美对抗下，香港的“国际平台”难以吸引西方国家。（国防安全研究院相片）

最少16间律师行、10多间金融机构撤离

港府口中“国际化”下，近年大型西方外资撤出香港仍接连发生，当中以律师行和金融机构为重灾区，当中不少表示忧虑香港《国安法》、政治环境恶化以及资本市场低迷、IPO萎缩，大多把目光改投向新加坡作为新址。

综合美媒《彭博》数据及近来公开资料，由2020年至今多达16间外资律师行撤离、缩减规模或倒闭，包括多间全球前百大律师行（见表四）。据香港律师会数据，香港注册外地律师行，从2019年高峰的91间急降至2024年的74间，上月数字回升至84间。

据立法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基金会”今年2月发表“中资企业使用香港法律服务意愿调查研究”，表明“多家在华外资律师行缩减规模或撤出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并预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难见好转”，提及美、英资律师行近年加速撤离香港。

香港注册外地律师行由2019年高峰的91间，急降至2024年的74间，上月数字回升至84间。（资料相片）

金融机构方面，过去4年至少10多间撤离港，包括首批撤港的美国对冲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以及多间外国银行。据金管局数字，截至今年4月，香港持牌银行数目从2019年的164家减少约150间。

值得留意的是，多间外资顶尖科企和尽职调查公司亦出现离港或缩减业务情况，包括美资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Nardello& Co.、英资的 The Risk Advisory Group，以及印刷电路板制造商 TTM Technologies。有关公司曾公开表示，担心夹于中美之间角力，一方面受美国对中、港禁令影响，另对中国严厉管控，特别是从事尽职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公司，在港营运风险增加、变相削弱留港诱因。

侍建宇认为过去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未来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资料相片）

专家：中央重塑香港“国际化”角色

香港回复当初“连接中西”的国际舞台愈见困难，香港的“国际化”对中国而言有何作用？侍建宇分析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关税贸易战，以及清楚的表明美国未来对于地缘政治的一些企图（像是希望加拿大加入美国，或者并入格陵兰），中国也越来越清楚想要划分并确保自己在全球地缘政治上的势力范围，就是“全球南方”，亦即是过去10多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地区。可预视中国正规划香港在其势力范围内，要扮演重要“中介地位、代言角色”，助中国扩大影响力。

对于如今香港的“国际化”，他形容：“简单来说，过去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或是亚洲的香港，未来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国际化’是为中国的国际利益来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