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的“高考”二字，却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承载着无数人的喜怒悲欢……
每年这个改变莘莘学子命运的时刻，或许都值得重读此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温故命运的伏笔。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他们在举行一场会谈，主持人是邓公。
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
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
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
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
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邓公皱了皱眉，知道这么说不对。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
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
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
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由33位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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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效果相当的好。
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
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
1977年冬季，知识青年奔赴各考试地点准备高考。摄影李淼/人民画报
1977年12月7日，北京市高考第一天，那年高考由各省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北京市考试共3天
我大河南省的语文试卷，出了个命题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题。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
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编者注：即“湖南”）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出题老师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
万恶四人帮，
该打八亿枪。
要是允许打，
我开第一枪。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
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辽宁语文试卷（尚德君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不知道出题老师是不是照着毛选英文版出的。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再后来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
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