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长期对教育洗脑化，人们早已看透这场“红色思维”模式的本质，这在不久前的高考中又有了新的例证。在高考结束首日，因其作文题目因“太偏、太难”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今年高考语文共有5套试题，北京、天津和上海各有自主命题，而其它地区则使用由中共教育部教育考试中心命题的两套试题，分别被称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其中，“全国一卷”作文题以老舍的《鼓书艺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和穆旦的《赞美》这三则文学作品中的几句话为写作材料，因此被很多考生理解起来不容易。

高考被誉为是中共“思维工厂”模式的大型筛选现场，每年的考试题目都以中共政治活动为背景，这也让不少公众质疑这场选拨考试的开放程度和思维活跃性到底在哪里。

相较于试题本身而言，试题答案也是按照中共惯有的思维模式去拟定，就连作文也不例外。有公众在今年高考作文题目公布后，直言“如果让我写，我就写文革”。在“全国一卷”中这三段材料的主人公均是在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死去，但鉴于中共长期推行“党国颂育恩”的教育理论下，这类话题被触动则极为罕见。

此前，中共公安部在高考前夕公布了两起关于抗战名誉问题的处罚事件也引发公众的关注。第一起是发生在今年1月，有民众传播中共红军勾结日本关东军的历史；第二起是发生在4月，一民众传播中共军队消灭日军的数量，显示中共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上述被处罚的案例说明中共当前十分重视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给自己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政策提供有力的游说空间。

除“全国一卷”外，在“全国二卷”的作文题目关于“梦”的阐述也被党媒解读为与“中国梦”有关，而“中国梦”被誉为是中共在近年来推出的重要领袖思想的所谓“精髓”。纵观这场举国选材考试，无不透露着“八股”文风，而僵化的选材模式也必将对日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造成严重的挑战。

今年中国高考的突发事件也是接连不断，不是考生跑错考场就是山东考生考场大闹撕答题卡，至于这位山东考生为何大闹撕自己和别人的答题卡，官方也没有下文。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对考试多元化评价在进行所谓“改革”然而改来改去还是对那些身处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学生有益。中共教育部门则是在目前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上“充耳不闻”，而一些中共基层官员在教育问题上的利益瓜葛往往要与政治利益相比较。

从农村学校危房改造资金神秘消失到学生营养午餐被贪污再到学生食堂成为腐败问题滋生的温床，为何近年来中共官员频频在教育问题上敢于“下狠手”？最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对这些官员的权力进行监督，其次是对于教育改革俨然成为某些基层中共官员眼中一门永益可捞的“生意场”。那些对着镜头、大谈“教育改革”初心的官员，是否想过为何高校食堂频现“鼠头鸭脖”事件？为何当面对发生江西校园随机砍人事件时，变得沉默不语？这些问题都是将教育的本质发生了扭曲，教出来的学生也是耳濡目染的符合这个国家机器的既定程序。

另外一点，教育工程的形象化也是近来中共教育官场上一大“奇特景观”，一些地区在兴建教育基础设施时只关乎政绩如何而忽略其真正的功能划分。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去询问时，却冷淡的得到这么一句话“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在意”。如此一来，教育领域的官僚跋扈之风早已成为基层学校苦不堪言的惨痛现实。

纵观，中共四十余年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真正需要改的没有改，不需要改的却瞎改。能够让学生独立思考、有责任心、公益心，才是这场教育的伟大初衷，而不是一味的填鸭式颂党恩，比党德。

教育改变命运，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唯有破除那些在教育领域出现的不伦不类的肮脏手段，才能还给无数中国人一个快乐且学识满满的教育时光。

图片来源：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