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迄今，已经36年。但是，时间并没有消磨掉这场民主运动的意义，更没有消磨掉中国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意志。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也从来都没有忘记那些为民主和自由流血牺牲的英雄。了解这一段历史，能让我们知道中共的过去，也会让我们清楚中国的未来。这正是八九民主运动的价值所在，也是中共当局恐惧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围绕着这段历史的澄清，各种力量一直在不断博弈。真相和谣言混杂，析理和诡辩并存。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考，当年，这场震惊世界的学生运动，怎么就能突然发起，它又为何没有能够成功？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年代，以期客观地分析这场学生运动的原委与得失。

1989年初的北京高校内部，涣散乃至颓废，学生们或者旷课打牌，或者准备托福，不少人就打算这样混下去，或者出国寻找出路。胡耀邦的去世，一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氛围，也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便有几万、十几万北京的大学生参与抗议活动，形成那样气势磅礴的学生运动，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说到这一段历史和对这段历史的记述和解读，不能不提到社会学者赵鼎新分析八九民运起因的著作《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这本书的第八章，分析了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学运动员过程。所谓生态环境，赵鼎新指的是高校外在的环境，比如大学分布的密度，校园内人员的密度，校园内部建筑的布局，学生的活动场所，包括宿舍、食堂，以及他们的日常作息。他认为，校园生态环境，以及学生对依托于生态环境的动员策略的成功运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正是校园内部以及整个海淀高校区的地理环境使这些依托于生态环境的动员策略发挥到了极致。赵鼎新甚至说，学生们有效地利用了生态环境，广泛动员，破坏了国家的控制手段，因而，在运动初期获得了成功。说学生破坏了国家的控制手段，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事实上，学生们根本没有能力破坏国家的控制手段；是党国的控制手段，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意外失效了。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最高当局错误判断形势，根本没有想到，会突然爆发一场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数万学生，不惜一死，冲上街头。相比于学生们的勇气和决心，赵鼎新所谓的动员策略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胡耀邦是在4月15日去世的，噩耗一公布，便立刻在北京的高校内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人悲愤难平，不有所作为，难吐胸中的激愤，最终，学生们走向天安门广场。第八章讲述了北大八九学运最初的动员过程：“4月17日晚上，有好几百个学生在北大三角地附近转悠……传来消息说，政法大学的学生已经上街了。“三角地有海报栏，经常发布各种讲座以及各个社团的宣传海报，是北大的信息集散地。”听到这一消息，在三角地的学生立刻变得非常激动，想马上去天安门广场游行，但他们的号召仅得到大约200名学生的响应。于是，他们带着队伍首先跑到宿舍区，在那里大声喊叫喧哗，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宿舍里跑出来；游行队伍的规模谁知从几百壮大到五六千，最后他们才走出校园。于是就发生了北京大学在八九期间的第一次游行。“（224）我们知道，在中国所有大学中，对政治最敏感的莫过于北大；因为悼念胡耀邦而引发的八九学运是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然而，如果只看这一段的描述，我们却可能感到这一重大事件的起初甚是滑稽，这些代表中国精英的大学生们，似乎不过是一群好事之徒，乌合之众，盲从而鲁莽。

为了提供学运的背景信息，这一章描写了80年代后期的校园氛围：“北大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多。对那些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来说，逃课是非常普遍的；至于那些政治敎育课，逃课的人则更多。北大第一节课早上8时开始，但有些学生直到10时才起床。他们上午的课一般都不去，有些人甚至在12时吃午饭前一直待在宿舍；晚饭之后，活动就各种各样了。有的去图书馆或去听讲座，有的去跳舞或者看电影，有的和男（女）朋友外出，还有的干脆呆在宿舍里聊天、打牌或者打麻将。”

总之，这是一群胸无大志，毫无进取心的无聊青年。应该说，当时，大学生群体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颓废的状况。只是，为什么，这一群原本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竟然这样虚度光阴呢？其实，这正是青年学子们而后奋不顾身投入89学运的重要原因。

著名作家沙叶新在记录当年史实的文章中提到，他曾经当面向曾庆红说，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严重，物价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10元人民币的昵称），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校园内的情况也不会例外。不能把学生运动和社会割裂开来，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势必会传入校园。该书第五章也谈到六四前夕中国的形势已经是危机四伏。

在第八章中，读者看到的是，六四前夕的学生似乎都是些无所事事的颓废青年。而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颓废，而是对政治现实不满，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他们选择了消极反抗，那便是逃课，闲聊，玩耍，只是，消极反抗只能带来空虚感和无力感。他们并不甘沉沦，一旦看到希望，找到前途，便会奋不顾身，努力前行。中国读书人的使命感，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是永远都消灭不掉的。当青年学子们找到了着力点，找到了发挥作用的地方，便容易被积极反抗所吸引。

书中提到，先是个别激动的学生主张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只有区区两百人响应，结果，在宿舍区里一番喊叫喧哗，规模竟然壮大到五六千人。在校内转圈喊叫喧哗，这只是在传递信息，如果把这定义为动员策略，未免夸大其词。关键是，为什么，这么多学生一经呼唤，便立刻投身其中，显然，传来的信息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了共鸣。同学们对当局对胡耀邦的处置，原本就极为不满，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原本就极为反感，只是，他们无法表达，无处表达。游行的主张得到热烈响应，是因为它深得人心，打动人心，而校园生态环境的作用只是一个很次要因素。

第八章中还有一个奇谈怪论，认为“大学的围墙对运动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围墙把学校与北京的公共公路系统区隔开来，如果校方没有明确同意，警察就不能大量进入校园。即使校方有人对运动不抱同情，也不会动辄叫警察来对付学生；否则，学生将会疏远校方，一旦警察离开之后，校方在与学生打交道时就会遇到更多的麻烦。这样，围墙就为校内学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区域，从而大大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动员。”

要知道，警方代表的是党国，是党国的暴力机器。警方如果要逮捕学生，校方根本就不可能不同意，围墙不会起任何作用。更重要的是，围墙之内原本就有党组织和党委直属的保卫机构，他们和警方完全一致。当局不会愚蠢到，要把所有参加游行活动的学生都抓起来，而那些学运积极分子，保卫机构随时都可以扣押，当然，警方也可以秘密抓捕他们。校园的围墙仅仅是物质的隔离带，而不是“关系”的隔离带，不可能改变中共党国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警察没有公然进入校园，绝不意味着这堵围墙就可以阻挡和减缓了国家暴力对大学的入侵。

重要的是，学生游行示威，是一个政治行动。是否决定镇压，根本不是警方可以决定的。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学生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单单依靠警方，已经无法压制。在这个短暂、特殊的时间段，最高层也没能即刻做出军事镇压的决定，这才是学运没有在萌芽期被扼杀的原因。而赵鼎新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深刻了解国家和大学之间的关系，竟然宣称是一堵墙庇护了学运萌芽，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事后我们知道，早在大屠杀的几天前，当局就已经秘密逮捕了高瑜、曹思源、何维凌等人，这几位被捕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学生和政坛高层之间传递信息，对运动的走向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当局如果需要秘密抓捕学运积极分子，学校的围墙根本阻挡不住警方的行动。警方没有采取行动，那是因为，最高当局并不急于逮捕他们。

八九学运的转折点是4.26社论的发表，这是李鹏等人按照邓小平的谈话炮制的一篇社论，将运动定性为有计划的阴谋和反政府的动乱，正是这篇霸道、专横而荒谬的社论，彻底激怒了北京的整个高校体系。4.26社论给学生的行为划出了一个分界线，但这仅仅是火药桶上的导火索，而不是火药桶里的火药。如果不是政府对学运的恶意定性，很多学生还不会走出校园，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一直是冷漠的旁观者。面对高层的贪腐和对自由的压制，愤怒，是人们凭着人性和良知作出的正常反应。

4月27日，北京各个高校学生参加了人数超过十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破了警方的重重拦截，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向北京、向中国展示了他们追求民主、正义、反对腐败的决心。可以说，4.27游行最大的动力来自当局的霸道和愚蠢。这个时候，已经是火山喷发，其他的一切，包括校园生态环境，都已经不重要了。

4.27游行无疑是八九学运期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是自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无论是学生的初衷，还是他们公开喊出的口号，都说明这不是一场反政府游行。赵鼎新把它称之为反政府行为，这和中共当局的口径很是一致。在西方民主国家，反政府行为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但在中国，反政府则意味着犯罪和镇压。实际上，在学生上街之前，中共当局已经准备对敢于抗议的学生采取镇压措施了。书中提到，“绝大多数人都预感到会有一次残酷的镇压，但不少人仍然坚持参加游行——一种极强烈的不公正感，使学生们无法屈从于威胁；然而，大部分学生还是非常担心的。”预感到会有一次残酷的镇压，这个说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书中没有正面提及中共高层已经做出镇压的决定。事实上，中共在学校的党团组织已经传达了高层做出的相关决定，对学生的威胁和打压是公开而直接的，一些爱护学生的老师和学校领导也在拼命的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学生们知道，当局已经部署了大量的警察，游行肯定会遭到警方的镇压，不少学生写好了遗书。

无需否认，面对当局的镇压，难免有一些胆怯或者自私的同学。第八章中特地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有人是被同宿舍的同学强制参加了这次游行，或者，为了同学情分，不得不参加了这次游行。如果只是看这些例子，读者可能会认为，学运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真心的支持，很多学生是不得已或者被“威胁”参与游行的。

其实，学运积极分子指责那些消极的同学，并不能解释为在威胁他们，而是为他们的懦弱和自私感到气愤。当时，想参加游行的学生是大多数，即使少数人不参加，也无损大局。况且，事关一生的荣辱，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又岂是同学情分所能胁迫得了的吗？普通的大学生能掌握什么资源来胁迫同学呢？他们“威胁”室友，所利用的无非是道义的力量，是人类共有的良知。简单的是非观念、道义、良知，对人既有胁迫力，更有感召力，而那些所谓被威胁的同学，他们不想被同学们轻看，不想被同学认为他们没有理想，不守道义。然而在该书的描写中，参与者只有激情和冲动，动员者只有策略和计谋，都没有道义。而道义，是谴责独裁者最根本的基础。在中共的统治下，能够形成那样气势磅礴的学生运动，若没有共同的思想和认识基础，没有道义、良知，断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形成，就能成型。追求正义，正是这场学运最宝贵的精神，这才是学运最强大的驱动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4.27游行的胜利？赵鼎新认为，“群众的不满和政治的压制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宿舍内部的情况、校园环境以及学生对依托于生态环境的动员策略的成功运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和动员策略，这些外在条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条件的效果被放大了，尤其是动员策略的作用被放大了。从北大学生的第一次上街游行，从两百人瞬间变成五六千人，到4.27大游行，十多万学生涌向天安门，这显然不是靠着学运积极分子动员策略的成功。此外，面对警方的阻拦，当时学生游行路线的选择，基本上是碰撞反应、现场临时性的决定，而不是事先做了调查和策划。把这和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还说得过去；把这和动员策略联系在一起，就使得学生的义愤之举显得老谋深算。事实上，游行得以成功冲破警方的重重阻拦，所依靠的，主要是成千上万学生的勇气和群体的力量，而勇气来自于以往的思想启蒙。

八九学运的动员，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思想动员，一个是组织动员。而组织动员在早期几乎不存在，运动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思想动员。思想动员又来自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是中共执政的错误，现实和宣传的巨大的落差，引发了人们的不满和抗议。思想动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大家都在思想上不满，都想要改变。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学生才能在行动上瞬间被动员起来。该书的第八章，几乎忽略了思想动员对学生的影响。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所谓的“异见分子“。该书的第二章专门谈到这些知识精英，称他们是“惊弓之鸟”，是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信息匮乏的、机会主义的、失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24-32页）。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运动的爆发大势已成，大势所趋，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也根本是无法阻挡的。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人心变了，邓小平的镇压方式却没有变。显然，学生们的觉悟和决心大大超出了中共高层的想象，也让他们的镇压预案完全失败。其实，4.27当天，当局已经调集了北京所有的警力，此外，还从北京周边调集了部分军队。只是，面对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抗议浪潮，镇压力量还是显得渺小无力。这一章里也提到，“当不得不面对警察的警戒线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游行学生已经把渺小的警察力量团团包围，使之彻底地失去了效用”。不难想象，面对这样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情况，警察不知所措，最高当局也惊慌失措。

学生运动在5月中旬进入高潮，最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是绝食行动。天安门绝食行动开始于5月13日；5月15日，学生正式成立绝食抗议委员会，组织协调广场内的行动。到5月16日，共有3,100名绝食抗议者。这个时候，人们都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已经成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该书在叙述八九学运简史的第六章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停“5月15日以后，…救护车的警笛声日夜不断，揪动着北京市民的心弦”（141页）。然而，在第八章却说，“当学生成功地挑战现政权之后，人们所能感受到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到5月中旬的时候，上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消遣”（212页）。这个描述显然和当时天安门广场以及整个北京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确实，中国历史上空前的4.27大游行成功，“当学生成功地挑战现政权之后，人们所能感受到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行动的政治意涵就降低了，政治风险就不存在了。人们前往天安门广场是自发的、无组织的行动，或许看上去松散、无序、无所事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前往广场只是为了排遣无聊。相反，从学生到市民，人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支持和同情学生，这无疑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和民众的普遍心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来到广场，本身就是一种声援和支持，就是一种参与，围观的人越多，绝食行动产生的效果就会越大。特别是，在5月19日当局发布戒严令之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当局抗议的政治意涵更加明显，风险急剧增加。“消遣”一说，实在是太过轻佻。

另外，人们对学运的热情没能转化成有组织的、高效的行动，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度“原子化“的状态。由于这种结构，即便学生、市民心中牵挂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也很难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支持学运。忧心忡忡的人们只能作为分散的个体到广场徘徊，这是人民遭受剥夺的证据，丝毫不能证明人民是麻木的、冷酷的。到天安门广场消遣的说法，明显淡化了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淡化学生和市民所面临的风险，最终，淡化了抗议行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淡化抗议行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赵鼎新指出，”学运得以发起的重要原因，其中的关键在于学校内部学生控制体系在80年代的削弱“。其实，控制体系的削弱，这只是给人们造成的一个表面印象，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当时，不单是学校控制减弱，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放松了。经历了惨痛的文革之后，中共内部很多人痛定思痛，已经明显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不赞同领导人独裁，高层的思想也多有冲突。从党内到党外，人们思想发生改变，乃至出现所谓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当局否定文革，需要从表面上改变以往的控制模式。至于如何实现新的控制，当局还没有找到办法。正是这个情况，给该书定义的“异见性”观念，也就是所谓异端思想的传播，留出了空间。正是“异见性”观念的传播，在校园形成了思想的动员，为这场空前的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

该书中提到资源动员理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只有当人群的密度和同质性增强了集体凝聚力的时候，它才对社会运动的动员有意义（234页）。毫无疑问，北京的高校存在密度高和同质性强这个两个因素，但是，能否增强集体凝聚力，却是一个问题。赵鼎新说，“一度有利于控制学生的校园环境反而在学运的动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33页），这个断言很值得推敲。因为，社会高度原子化、大学毫无独立性，这样的宏观条件不改变，学校和学生的密度还会和以往一样有利于控制学生，而不可能对学运动员有重大意义。因此，当正式组织、社会网络严重缺失，仅仅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网络沟通作为唯一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就能发起一场广泛的学运，这种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不仅如此，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动员网络能否稳定地存在，这本身也值得怀疑。

在这一章里，赵鼎新说，一个专制政体可以消灭社会中层组织，却无法破坏以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专制政体的集权化过程，有时反而会促成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事实恐怕恰恰相反，不仅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人民没有独立的组织和社会网络，而且在局部的生态环境中，在生活和工作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网，都受到国家力量的限制和渗透。在专制统治下，人们担心遭到政治迫害，对人际交往普遍保持着戒备心理，彼此缺乏信任，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也难免受到很大的破坏，甚至道路以目，这也会加重社会的原子化。至于，以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那些同学不过是出于偶然的因素住在一起，这种关系深化而形成网络，不仅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也受到社会、经济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同一宿舍的同学未必志同道合。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在80年代，中共的意识形态开始被边缘化，国家对社会、对大学的控制有所放松，但是，国家对大学、大学对学生依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控制网络依旧非常严密，依然不存在高校自治，依然不存在学生自治。学生宿舍也不是脱离学校独立存在的空间，完全处在学校的监控之下；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因为他们从教室回到了宿舍就发生本质性改变。即使在假设的理想状态下，以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有着巨大凝聚力，学生群体的结构也不过像“一袋马铃薯”（234页），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这种碎片化的结构本身，“不会产生很强的社会运动动员能力”（234），完全不能弥补因为缺乏广泛社会网络和组织所造成的不利条件。总之，当国家力量压制社会力量、压制大学力量、当大学沦为国家压制个人的工具，一句话，当“政府的力量无所不在”的时候，生态环境对学运动员的促进作用，即便是有，也远不像该书所描述的那么重大；至于说“形成一套稳定的”运动动员策略（227），则根本就不可能。

一个基本事实就是，4月16日，胡耀邦去世的噩耗公布，学生们几乎立刻就开始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同样，当局4月25日晚上广播4.26社论，4月27日，便有几十所高校的十多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向天安门广场。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几乎就没有动员的时间。简单地说，这场规模宏大的抗议运动，不是少数人动员的结果，而是学生们普遍的追求，近乎是一场自发的行动。这也意味着，游行的成功有极大的偶然性。

实际上，学生们缺乏网络和组织的情况下，能够凝聚起来，发起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所拥有、所依靠的，只是一时的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第八章，赵鼎新对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动员谋略进行分析，这很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重要的是，不考虑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大学关系，也就是淡化学生的严酷处境；强调学生的盲目、冲动，却忽视他们表现出的勇气、正义。这其中的片面性，就客观效果而言，势必会对学生污名化，而且会误导读者，把矛盾激化、乃至整个民主运动悲剧结局的责任归于学生自身。

此书的英文版有一个序言，作者是Charles Tilly，他被称为是“21世纪社会学的奠基人”、“世界杰出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能够请到如此重量级的学者作序言，明显有助于确立此书在学术界的地位。

关于如何解释一个事件，Tilly提到了若干方法，其中一种方法称为“系统解释”。这种方法是将具体事件和大环境联系起来考虑，说明局部和宏观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Tilly在此书的序言中说：“尽管粗心的读者可能会将赵鼎新的国家社会模型理解为系统解释，但赵鼎新通常会避免这种解释。”也就是说，读者以为，赵鼎新正在将具体事件和大环境联系起来考虑，可其实，这是他制造的错觉。在一个国家力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忽视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大学关系，来研究局部生态环境对学生运动的重大作用，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Tilly在序言中委婉却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只是，该书中文版出版时，删掉了这篇由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所作的序言。

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证明，社会运动要想取得成功，离不开组织的支持；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就无法协调、规划和部署广泛的运动，就很难控制运动的走向。独立组织的缺失是八九学运失败的重要原因，而这，正是国家-社会关系严重不平衡造成的结果，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89年以来，很多人都对这场运动的结局做了深入的思考。有观点认为，走入1989年那样的死角，或许是因为学生把对手逼到死角。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要适时妥协，给对手留余地。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这当然是明智之言。只是，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大前提：被统治者必须获得博弈的资格，统治者容许博弈对手的存在。具体而言，学生自治组织可以存在，才有博弈的可能。只有一个有权威的自治组织的存在，才有可能做出妥协的决定。当时的问题就在于，邓小平根本就不允许学生自治组织的存在，不想有博弈对手出现，他要永远独霸一切权力，独霸一切空间。这是一个死结。正是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决定了赵紫阳的下场，决定了大屠杀的结局。假如高自联等学生自治组织得到承认，而不是一直遭到瓦解和打击，学生自治组织就有可能逐步完善，逐渐确立权威，得以有效地领导学生运动，协调学生们的行动。那么，学生有可能做出部分妥协，这场运动将会和平收场。只是，和平收场并不是邓小平所期待的。

中国现存的国家-社会关系绝对不平衡，赋予了独裁者绝对权力，而邓小平坚定维护的，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关系。面对学生运动正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感到极大的恐惧，他不仅要收回文革后的那一点点放松，而且，还要消除掉人民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最终回到毛泽东时代专政和镇压的老路，不惜动用野战军进行血腥镇压，以建立新的恐怖统治。可以说，北京大屠杀，彻底撕下了中共的最后一点伪装。

4.26社论的立论是错误的，野蛮的，虚伪的，但是，它传出的威胁和杀意是真实的。对于当局可能采取镇压措施，学生和市民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4.27大游行之前就有不少学生写下了遗书，为了国家的进步，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但是，邓小平宁可毁掉国家，毁掉中共，也不能让国家走上进步之路，这可能是学生没有想到的。至于调动野战军，使用坦克、装甲车和自动武器大规模屠杀市民和学生，不要说学生、市民没有想到，就是很多中共的高级干部，包括军队的高级将领，也都没有想到。苛责学生过于盲目、过于单纯，这并不公允。

从北京大屠杀发生之日起，人们就知道，大屠杀这个事实是永远都无法抹掉了。然而，有人却想偷天换日，将大屠杀的罪责归咎于学生，这比否认大屠杀更为阴险。只是，这一切注定是徒劳的。独裁者的罪恶绝对无法洗刷，勇士们的壮举必将永垂青史；中共的暴政将会结束，民主的中国注定将会到来，中国人终将获得自由，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谨此，八九的英灵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