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很难用简单明了的定义来阐释张恨水,因为他文学创作的体积实在太庞大了。我只从孙辈的视角和感受，讲述这位著名作家的暮年生活，以丰富张恨水研究史料。

70岁的张恨水（摄于1965年）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介绍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正是从他那里，我获得了一些关于爷爷的一手资料，对了解爷爷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提供了很大帮助。

那是在天津曹禺故居，我当时正参加博物馆日活动，收藏爱好者贾俊学向我展示了他捡的漏——“文联旧档案”，一些他从旧纸堆中捡出来的“文物”。20世纪90年代，北京几家出版社和中国文联搬家，有些旧档案就被当废纸卖了，贾俊学用不多的钱买了几麻袋，以后的每天，他都会仔细地阅读这些旧档案，着迷于旧档案中的人物。十几年下来他竟然整理出了300多位文化名人的口述实录，其中有中国文联干事对老舍、张恨水、沈从文、曹禺、陈其通、蓝马、欧阳山尊、田汉等人的访问纪要。因为有我爷爷的专访，他赠送我一部分“纪要”。看到爷爷与中国文联沈慧等同志的谈话，我感觉是那么亲切，爷爷的一言一语再次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

竭智尽忠（1949—1956）

爷爷是有钱潇洒、没钱苦日子也能过的人。从他的自传文字中，我看到他青年时期离乡背井、闯荡江湖的艰辛，在上海时他大病一场，寒冬腊月只能当了棉袍子买药吃。他也有过令人啼笑皆非的“逸事”。1919年，爷爷初到北京住在南城的怀宁会馆，不久《时事新报》驻京办事处聘用了爷爷，并提前发了月薪10元工资。除去还债和饭费，兜里还有一元大洋，爷爷悠然自得地逛街去，竟然用全部的家当买了戏票，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的联袂演出。他的这一“豪举”后来被文艺界的同仁笑称“一元看三星”。爷爷曾经说过：“只要不怕穷，还有什么可怕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这种达观的人生理念，也影响了我的父辈和我们。“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成为我们家的家训。

青年张恨水

1949年初，北平《新民报》宣布解除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的一切职务。爷爷不善于搞人际关系，报馆经理的工作又是千头万绪，全体人员的吃喝拉撒都要负责，这对于爷爷来说有些疲于奔命，不当这个经理也罢。但紧接着，给他更大打击的是《新民报》一篇文章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这对爷爷刺激很大。没过几天，爷爷在家里辅导我两位叔叔功课时，因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导致中风，被送进了北京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的所有写作都终止了。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卖了一套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一套小院。爷爷一旦停止了写作，家里的生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爸爸和几个叔叔都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爸爸是家中长子，他1948年考取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一）。华北大学是一所从延安过来的革命大学，不仅管吃管住，还发军装发工资。新中国刚刚成立，急缺人才，爸爸也不能按部就班地读书了，本科只读了两年就开始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两年就毕业留校给苏联专家当助教。一切从简，一切从快，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爸爸参加工作后，将我奶奶、小姑姑接到人民大学。二叔张二水考取了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我曾经问二叔为什么选择石油专业，二叔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这是国家最需要的专业。”三叔张全，17岁就考进长春电力专科学校。四叔张伍1951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们哥儿几个考的都是包吃住还不用缴纳学费的学校，那时候我们都想尽快独立，尽快减轻你爷爷的负担。”二叔对我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很关心爷爷的创作与生活情况，中国文联也常常来人到我家嘘寒问暖。爷爷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让爷爷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的变化，他满腔喜悦地写下了中篇游记《西北行》，刊于1956年的上海《新闻报》。1954年，爷爷还曾应中国新闻社之约，准备写一篇北京解放后巨大变化的文章。于是他拄着手杖，乘坐三轮车，遍游北京十三座城门，经过两个月的辛苦写出了一组散文，在海外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6年1月，毛泽东（左二）与张恨水（右一）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

1956年1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茅盾把爷爷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微笑着和爷爷握手说：“还记得，还记得。”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接触爱国民主人士，曾经单独会见了爷爷，两人进行了长谈。在这次政协会上，周总理再三询问爷爷的生活情况，指示文化部给爷爷一定的生活补助，这让爷爷很感动。爷爷中风很快得到治疗，恢复得很好，他根据民间故事改编了《孔雀东南飞》《孟姜女》《白蛇传》《秋江》《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这是在脑出血后遗症的状态下完成的，足以见到他的意志和才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约稿一直不断。

逢礁避让（1957）

1957年这一年，爷爷的其中一项工作是校对他的长篇小说《翠翠》。这是一部以元朝故事为题材的章回小说，长约60万字，打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爷爷将这部书稿先交给了我爸爸张晓水作第一读者。爸爸在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当教员，爷爷把书稿交给他的大儿子来把政治关，这是最合适的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大学校址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人们习惯称它“铁一号”，学校距离爷爷住的砖塔胡同很近。爷爷给我爸爸买了一辆菲利普自行车，爸爸骑着这辆自行车往来于铁一号和砖塔胡同很是方便。每当夜幕降临，爷爷将自己埋在灯光下，进入了他的写作世界，爸爸就坐在旁边看书。夜半时分，胡同里传来小贩的吆喝声，这时候爸爸会跑出去，买上一个酱肉夹烧饼、一碗馄饨，趁着热乎劲儿给爷爷端去当夜宵。

我家砖塔胡同的小四合院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安装有抽水马桶，但没有洗澡设备，爷爷每次洗澡都是我爸爸陪着到西四的澡堂子。泡完澡，爷俩叫上一壶茶，爷爷这个时候很愿意听爸爸讲讲政治形势。爸爸很委婉地说，《翠翠》这部长篇小说爱情部分还是多了，千万别被当做黄色小说受到批判，他有这个担心。既然我爸爸都认为这部《翠翠》描写爱情部分多了些，那就删吧，爷爷将自己的作品迫不得已删掉了一多半，60万字的长篇只剩下了20多万字，然而最终还是没能出版。时隔60年之后，我四处打听那部20万字的《翠翠》，但已经无人知晓它的下落。

爷爷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五子登科》在这一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书写于1947至1949年，在《新民报》上连载，后未完中断，停止连载。爷爷被迫停止连载的小说很多，或由于战争原因稿件邮寄不便，或是因政治审查，或是因为稿费纠纷，他的100多部中长篇中有29部是夭折的半成品，《五子登科》也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

1957年，爷爷得以将《五子登科》这部小说写完，并且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件好事。《五子登科》写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遣的接收大员的腐化生活。接收大员的权力处在只有奉承没有监督的状态下，一些汉奸把接收大员安排在朱门巨宅中，竞相使出美人计，接收大员便利用职权在北京和重庆之间走私黄金，等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统统到手后，他们便跑到上海当寓公去了。爷爷巧妙地将教子有方的历史典故加以画龙点睛，概括出腐朽政治中的人生类型。《五子登科》谴责性的题材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热点，这本书名气随之大涨。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单行本，流行更加广泛。多少年之后，我的一位文友大哥见面就说，看过你爷爷写的《五子登科》，写得真好！

在这一年，爷爷主要创作的作品是《记者外传》。这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以他“北漂”的亲身经历为素材，通过主要人物——新闻记者杨止波从安徽到北京的谋生经历，反映民国初年北京社会众生相，与他的《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一样，可当作民国初年的野史看。创作前，爷爷认真地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工作，翻阅从前出版的大报小报，做了大量笔记。原本是要写上、中、下三部的鸿篇巨制，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终因身体不佳，精力不济，改成写上下两部，以每个月6万字的速度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写到第30回，政治风云变幻，又遭遇停载，好在这30回的《记者外传》改革开放后由北岳出版社出版了。

这三个长篇得到了预付稿酬几千元。我们家的生活刚刚有所好转，爷爷就给文化部写信，表示不要每个月150元的生活补助了。有人说，1949年后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是不多见的，而张恨水就是一个。

1957年8月15日，我出生了，这天凑巧是我爸爸张晓水和妈妈周维兰结婚纪念日。当妈妈把我抱给爷爷时，爷爷开心地乐了，他掏出100元钱给妈妈做营养费，这相当于爸爸两个月的工资。爸爸觉得爷孙俩这见面礼太重，推让着，但爷爷还是执意要给。爸爸请爷爷给我起个名字，爷爷想起了这一天的特殊，对爸爸说：“这一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就叫张纪，纪念的纪。”

困难来袭（1959—1961）

历史的车轮压过了1959—1961年，这三年又留下了怎样的时光印记呢？在中国文联的档案里，我终于看到了真实的张恨水。爷爷在用他衰老病弱之躯，抵抗着生活的剧变。

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中国文联的沈慧同志又来到我家，他们还在关心着爷爷，对他进行慰问和访谈。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约稿越来越少，爷爷逐渐闲了下来，兴之所至写写旧诗词。但这些旧诗词只不过是抒发个人感情的吟诵，已经没有发表价值了。他对中国新闻社的约稿倒是有求必应，始终未间断，主要是照顾到海外影响，使海外华侨知道他仍在从事创作活动。

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一年，爷爷收到了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央文史馆馆员。爷爷成了一个有“单位”的人，每个星期去两个半天，参加学习活动。这纸聘书对爷爷的晚年生活是个保障，对我们家来说是“及时雨”。爷爷这棵大树在30年代鼎盛时期，曾养活过一家二十几口人。

爷爷对文联沈慧同志说：“本来今年应该写《记者外传》的第二部，不能出版也就不再写了，天天在家砸砸煤，扫扫地，生生炉子，有时还去排队买买菜。我的爱人去年又开了一次刀，因为癌症又发展到了肺部，把肺切除了一叶，在医院养了几个月才能动，花费了五六百元。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在念书，需要供给，感到自己有责任，死不得。可是身体又是这样坏，半边身子勉强对付，手脚都是肿的，血管都硬化了。人老了，一切都完了。”爷爷感到了一种夕阳陨落的悲观和紧迫。他还想抓紧时间再出去走走。此前，他去了济南一趟，回来时为了省几个钱，没买卧铺，结果腿着了凉，一走路就疼。这年他特别想回安徽安庆老家一趟。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1961年，我已经四岁，有了饿的记忆。记得喝棒子面粥，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舔干净我的饭碗，然后照照，很光亮，就对妈妈说：“妈，这个碗不用洗了。”遇上吃顿好的，我和姐姐在饭菜没上桌时就开始乱蹦，不停地叫嚷着：“大丰收了！大丰收了！”

1964年，文联沈慧同志最后一次来我家。当时扛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爷爷是这样对沈慧同志说的：“我去年大病后，又接着住了两次医院，情况都很严重。今年已经整70岁，实在是治不好，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现在家里适当地治疗和休养，再也没有别的好条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辈，岁数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很羡慕。这半年来，不断来人看我，带给我很多安慰，他们都是过去《世界日报》《新民报》时代的老人，我们谈起话来显得格外亲切。”

文人的黄昏（1962—1967）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这年的过年，吴范寰、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等一些爷爷的老同仁、老朋友，又拎着饭盒、每人带着一个拿手菜来我家小聚。万枚子先生集我爷爷小说书名撰写对联助兴：“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醒迷梦向八一。”老人们戏谑玩笑，每次聚会都使爷爷非常地愉快。这一年，爷爷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卓文君传》由中国新闻社对海外发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老人的春天》，反映中央文史馆老人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其中有爷爷伏案写作的不少镜头。

伏案写作的张恨水（摄于1962年）

位于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的张恨水故居（已于2005年被拆）

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过年，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过革命化过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这年的正月初七，爷爷早早起来，自己穿好衣服，预备去医院瞧病。在家人为他穿鞋的时候，他突然失去平衡，身子往后一仰，停止了呼吸。他脑出血再次发作，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痛苦的呻吟，就这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安徽潜山老家有一句谚语：“今天穿的鞋子，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上。”爷爷走了，在人心惶惶的喧闹社会中他撒手人寰，别无长物！

爷爷初到北京时，曾写过一首《念奴娇》，其中一句“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尤得同乡成舍我赞赏，他全力举荐我爷爷步入北京新闻界，从此有了成名的张恨水。如果问爷爷给我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他的风，他的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爷爷写作《金粉世家》时是以报人的冷静眼光看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增加了一层“浮生如梦”的佛学色彩。他在序言中写道：“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爷爷自己验证了他的预言。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18年第4期“文苑艺林”栏目，文章略有删改，作者系张恨水长孙，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