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权与中国社会的运作和影响，已跨越中国国界（美联社）
编按：中国研究在“新冷战”下，从问题意识、概念、方法等方面都遭遇挑战。今天，许多国际学者无法进出中国从事田野调查或收集资料，而必须创新研究方法。《上报》与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合作策划“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本期陆续刊登几篇邀稿。沈秀华主张应以跨国主义视角重思当代中国研究的可能性。传统依赖中国境内田野的研究模式已难以持续，研究者应转向结合多地点、多社群与数位方法的跨境设计，借此理解中国政权与社会如何在全球场域中运作，同时也受外界回馈所塑造。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以及不安的在地与全球局势中，学术研究社群也面临到如何才能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理论与分析视角上，“追赶”上变动的势局。其中，当代中国研究尤其因为局势变化，正经历巨大变动。
当代中国研究往往以1979年经济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为主要对象。许多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应该会同意，当代中国是个变动快速的社会。2000年代初期，我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台商在地社会关系的研究时，一些中国人以骄傲的口吻跟我说：“我们是直接跳到使用CD、DVD的，没用过录音带、卡带。”言下想表达的是，不像其他社会是一步一步来，当代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是以跳级式进展，凸显了“中国式发展”的竞争力与动能。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的内卷问题引起许多关注与讨论，但相关的内卷文化与制造内卷的机制，绝非近期的新兴现象，也不仅限于中国内部。上述那两句话，正生动显示中国对外的较量与卷动。
当代中国研究社群：活力与挑战
中国内外部的各种卷动，成为国际媒体、政策与学术界争相探讨和辩论的议题。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跨校研究团队，以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合办的中国研究硕士学程，就是基于对卷动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充满好奇，以及从台湾主体出发，更需要了解中国的使命下而成立。成立二十多年来，我们强调对学生深度田野训练，社群同侪间的团队研究与教学合作，从当代中国社会中，如农民工的迁移与劳动、性／别与家庭关系、生态环保、城镇社区与农村发展、党政运作、宗教与文化活动等议题，以及所涉及的政经体制、政策与论述、组织、人口、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变化，对当代中国政经体制与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累积扎实的研究成果。另外，针对中国台商的企业组织发展、政商关系，以及台商在地与跨国社群等研究，更是我们从台湾出发，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台商持续的跨国发展，以及对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深重影响，使得中国台商研究成为全球台湾企业与相关社群以及全球台湾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更是探讨变动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外来资金与技术，究竟对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有何影响的重要切入点。
在见证经济改革为首所带来的极大社会变动下，近十多年来，我们又见证以政治更紧缩为首，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另一大冲击。中国政府利用数位科技，强化对中国社会严密的管控，打压公民团体与社会异议，以及任何官方认为不符合中共党政议程与社会安稳的声音。例如据报导，自2024年中以来，一年之内已经有50多名书写男男性爱关系的眈美作家被扣以罪名，遭到逮补或罚款。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以伟大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论述，投入大量资金借贷与技术输出，对外推动一带一路与各种国际议程，同时以越加激进的一中政策，恐吓与分化台湾。走到今日，当代中国以帝国、霸权姿态，与其他国家竞争或合作，产生宰制、冲突与依赖关系；而紧张的国际关系也持续强化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与不稳定现象。
中国内部自主空间越缩紧，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越加紧张下，在中国境内从事具有省思与批判性的研究自然更加困难。外来研究者有被指控为境外势力影响之虞，台湾人身份则有被扣以“反分裂国家”刑事的风险。近几年来，如何进入中国、如何实地进行当代中国研究，成为国际当代中国研究社群的立即议题。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长期来以深度中国田野研究为耕耘方向，直接面对必须调整并开辟新的研究途径与方向的挑战。值得思考的是，在此局势下，台湾或其他国际当代中国研究社群，看似被动地因应局势，被迫调整和改变研究与教学，但从历史来看，世界局势哪有不变化与不变动的！我想提出，与其看成是被迫改变，不如将当前局势视为契机，是学术社群发挥能动性、创意性与韧性，来反思、扩展与深化当代中国研究的机会。
跨国主义凸显在地与全球的交织
随着人们大量迁移与流动，以及现代交通与沟通科技发展下，迁移者往往和原生地、迁入地保持多方的关系与认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在1990与2000年代之际，成为探讨迁移与全球化的关键视角，也对方法论国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提出省思与批判。方法论国族主义假设民族国家是当然的研究分析单元，以国家为中心，将社会框架置于民族国家单元范围内，忽略了长期以来在大量资本、人员、讯息、文化、想像与科技等的跨境流动下，在地与全球现象高度互动与交织，社会样貌远非单一民族国家所能框架，乃至单一民族国家也深受多元社会的影响。这样的批判视角强调突破单一民族国家疆界，以多地点、多社群为对象的关系性(relational)研究方法设计与分析视角，才能凸显在地与全球间的交织关系。
面对难以进入中国，以及许多议题在中国境内已因政治打压而无法公开提问与调查下，跨国主义方法论或许可以提供当代中国研究一些启发。从跨国主义出发，我们可以提问：当代中国政体与当代中国社会，是如何透过与全球的各种连结，而建构出目前的样貌与变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中国政府对外的政策与作为？此外，国际社会的变化，以及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变动，又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社会？在这样的跨国／跨境关系性的研究问题意识下，想要了解中国，就不一定唯有透过在中国境内的研究设计，才能达成。
与例来说，“霸权”（hegemony）、“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基础设施式帝国主义”（infrastructural imperialism）等论点，来自于研究中国政府在非洲、东南亚、中亚与欧洲等地，以一带一路项目所营建的各种基础建设与网络，深入分析中国政权以及其影响力所得到的研究论点。换句话说，从中国境外的研究出发，也能够观察与论述中国政权的性质。跨境与跨国关系的研究思考，能帮助我们厘清：例如，中共政府积极向外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如何与中国国内的区域和经济发展策略，乃至对外市场、政治与文化影响力扩张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社会、其他社会，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国际不同社会又如何接收与回应中国的影响？上述这些议题，即便无法到中国进行实体田野研究，仍能透过跨境多方地点的研究设计，搜集与分析包括中国等相关政策、论述与其他二手资料等，累积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中国对外扩展的企图与影响，不仅限于政府的一带一路项目，各种规模的中资，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与人员的流动，所带来的变化是很可观的。近年来泰缅边界的诈骗集团也是其中一环，东南亚各国境内显目的中餐厅，以及华语的旅游、购物、甚至投资与教育服务等，都说明中国人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扩张也对中国境内产生影响，如一带一路项目，已深刻影响中国西南边境的日常与跨境关系。这些跨境现象都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变化与中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另外，进出中国的迁移人潮等，也是当代中国与全球连结下建构出来的变动社会的一环。首先是中国海外留学生、各阶级人士的跨境迁移，以及进而形成的移民、离散社群与跨国家庭，其中包括随着中资移动的人员， COVID-19疫情封锁政策下所引发的逃离潮（“润学”与“走线”），以及因为中国国内公民社会缩紧，而流亡海外的公民行动者等。其次是中国境内的外国商人、专业工作者或留学生社群迁入和定居中国的途径与经验。进出中国的社群必然镶嵌在中国相关政策与政策逻辑之下，对这些与中国相关的迁移社群的深入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中国政权和社会的部分逻辑与样貌。尤其在难以进入中国或无法在中国有自由研究空间的现况下，海外中国人和有中国经验的外国人，无疑是了解中国社会的途径之一。例如，针对在海外相当活跃的中国女权、LGBTQ社群与其活动的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中共威权政权作为父权异性恋国族主义体制的逻辑，以及中共政权虽强大，但仍无法全面限制社会的能动性。又如中国的台商／台干、台湾留学生和专业工作者社群，他们在中国工作、就学与生活的经验，是具有台湾连结的中国经验，更是具有跨境中国的台湾经验，既是中国研究也是台湾研究的一部分。至于最近台湾发生的中国婚姻移民宣传武统台湾而被遣送回中国的事件，不仅涉及中共国族主义、对台工作与威权扩张的研究议题，也是深思性别、国族主义与公民权关系的切入点。
跨国主义的启发，也包括探讨中国政府、资本家以及其附和者，如何透过网络科技，输送软硬实力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内的不同社群与个人，如何利用网络媒介展现个人与社群的生活样貌。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或线上游戏的各类内容、传送途径、接收感知等研究，以及针对网络沟通科技的研究访谈，都能够减少实体研究困难的限制，更何况在网络世界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当代社会，网络世界已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场域。
由跨国主义所启发的研究方法论与议题，自然无法取代实际在中国境内进行、拥有相当自主空间的研究议程。在全球化影响下，在地社会虽然与全球化过程深度交织，但许多在地社会的特定议题与细节，仍需要透过在地田野研究才能得知。但是，从跨国的多方社会与多元社群，以及利用数位科技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出发，让我们能提出不同问题意识，收集到多元资料，并将当代中国社会置于全球视野来探讨。
进一步来说，看似以“去”中国境内为主要研究场域与研究途径的研究设计，实际上是彰显出中国政权与中国社会的运作和影响，已跨越中国国界，亦即当代中国研究无法不以跨国、跨境的框架来设计与进行。
各种规模的中资，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与人员的流动，所带来的变化是很可观的。（美联社）
台湾作为知识枢纽的潜力
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社会透过资本、人员、技术、价值与文化流动，参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反之，中国政权与中国社会也透过中国国族主义的一中议程和中国市场，深深影响台湾社会，以及台湾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跨国过程并非同质的，任何研究的提问与其意义，都必然镶嵌于特定的社会脉络、理论视角与方法论之下。台湾出发的中国研究，往往也镶嵌在从台湾跨境中国、中国跨境台湾的跨国经验与视角中。
一带一路项目、军事竞争、经济依赖、文化输出是许多国家经验、认识与应对中国霸权形成的直接连结界面，那么，台湾认识与经验中国霸权，又是经由那些界面？统战、外交打压、武力战争威胁、经济依存、资讯战、文化论述战等，如何形塑我们经历中国霸权的处境与理解？尤其，长期以来，台湾是国际社会中深受中国威权体制对外扩散的前线，位处地缘政治的关键位置。台湾的“中国因素”相关研究，以及对香港近年来社会变化的关心与研究，就是从跨国脉络切入，探索中国威权政体以及其国族主义的影响。我们对中国威权霸权形成与影响的探究，在具有在地知识生产与政策意义之际，实则深具与国际学术社群对话的可能。举例来说，近年来国际有关中国或其他威权政体锐实力影响的讨论，往往聚焦以网络假讯息等为主要调查对象与领域，但从台湾研究出发，凸显出网络讯息要能在地发生回响与效应，需要有文化与其它社会基础，好比中共长期的统战与中华民族文化血缘亲近论述，提供网络讯息在台湾能着地的基础。
当代中国研究当然不限于研究中国霸权，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现象与不平等，都是国际当代中国研究社群关心的议题。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日趋对立下，许多国际学生与学者进入中国留学、从事研究的空间，已深受压缩。不过因为地缘及语言方便，以及学生身份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现阶段，部分台湾学生仍能进出中国从事田野研究。清大当代中国研究学程的多数学生，对中国社会仍充满好奇，也持续到中国观察与研究，带回相当多元与丰富的田野经验和资料。就这一点来说，台湾学生持续的中国田野研究资料与发现，将是累积台湾国内、甚至国际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关键。因此，台湾高等教育应持续支持并经营国内当代中国社会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台湾学界也应持续培养下一代的中国社会观察者与研究者，才有助于未来跨境中国内外来研究与了解中国。
一位资深的加拿大中国研究学者，日前约我访谈，想了解清大中国研究硕士学程是否愿意并鼓励国际学生来访就学与交流。他提到在对中共威权外扩的疑虑下，加拿大年轻世代对中国与中国研究越来越不感兴趣，也没有意愿去中国走走或学习中文。这位学者认为，在中国已是国际强权下，加拿大不可以不认识中国。他想鼓励加拿大学生到台湾的当代中国社会相关课程与研究单位就学或交流，希望透过台湾接近中国的地缘与语言亲近性，让他们的学生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这个例子说明，台湾高等教育内的当代中国研究课程与研究社群，未来不仅是国际学界了解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学术单位，在当前世局下，更具有与国际中国研究社群深度连结与合作的意义。
变动中的中国与国际局势，让当代中国研究需要有所调整，但情势不一定是悲观的。为了了解变动中的社会与世界，学术研究需要以创意、弹性与韧性来应对。结合多重研究地点与社群，并且善用实体、跨境与数位多元研究方法，我们将能持续对当代中国社会提出新的研究议题与视野，同时累积与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