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许多国家随生活水平提高，婚姻聘金习俗逐渐淡化，但中共治下，聘金传统仍根深蒂固。《经济学人》报道，中共部分地区聘金是新郎父母赠予新婚夫妇的财产，另一些地区则是支付给女方的补偿金，且金额持续攀升，凸显经济压力与传统习俗的矛盾。

广东一位女子在社交媒体询问：“38万元聘金贵吗？”此金额超她年薪7倍，引发热议，数千人回复建议她索要更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2005至2020年，农村聘金中位数翻倍，城镇亦上涨。广东聘金中位数约4.2万元，38万元偏高；福建中位数为11.5万元，38万元相对合理。农村聘金过高常使男方家庭陷入贫困，阻碍中共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努力。

中共自2013年以来多次呼吁遏制高额聘金，法律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成效甚微。村干部因尊重习俗或避争端不愿干预。各地设上限，如甘肃5万至8万元，但执行不力。2025年5月，官媒称甘肃计划年底前“有效控制”高额聘金，2026年逐步降低，但措施缺乏惩罚力度，效果存疑。

高额聘金不仅加剧经济负担，也反映中共社会传统与现代政策间的张力。政府欲通过控制聘金提振生育率，但文化惯性和执行不力使其目标难以实现，聘金问题仍是社会经济痛点。

结婚付聘金的习俗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