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的趋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提到养老，就不得不提到农村。随着一代农民工开始老去，回家乡养老是许多高龄农民工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了半生，但还是有很多人无法享受当地的医疗体系，因此只能依赖家乡的土地。

但回到家乡本身，也未必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由于农村经济和文化上的滞后，回乡养老的人往往缺乏社会服务，也不得不面对子女不在身边的情况。

从过去的“留守儿童”到今天的“留守老人”，变的是人，但不变的仍然是来自的家庭挑战。

最大的养老潮，即将来临。

截至2020年，我国已经有超过2.5亿60岁以上老人依赖领取社保过活。这背后，是高速增长的老龄化群体。

自1980年以来，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从10%增长至60%以上，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农民工，大多正在或即将面临留在城市还是回农村养老的困境。

考虑到我国独生子女的背景，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肉眼可见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目前许多地方都鼓励老人居家养老。

而居家养老的概念，主要基于西方文化和城市环境。

美国疾控中心将居家养老定义为“无论年龄、收入或能力水平，都有能力安全、独立、舒适地在自己家和社区中生活”。

而独立和舒适的概念从根本上也来自西方。

居家养老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了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养老的方式。

自引入市场经济以来，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已经有超过2.95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就业。随着这代婴儿潮开始老去，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回到农村养老，但问题在于，按照居家养老的定义，他们能否在家舒适、安全、自主地生活？

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都会花费大价钱翻新或重建农村旧屋，但本质上，这仍然不会为他们带来家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子女仍然在城市工作。

当居家养老变成了“留守养老”，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经济和孤独感何解？

调查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有较大一部分人月收入低于3000元，其中绝大多数人表示希望在农村老家养老，还有70%的受访者表示，养老方式首选子女。

但对依赖“养儿防老”，现实性已经越来越低。

和过去农耕社会不同，当时父母和子女都在“附近”，一起劳作耕地，但随着城镇化开始后，子女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经济压力不断提高，对老人而言，他们希望子女养老，但对子女尽孝的期待已经开始降低。

多数回到农村的老人与子女通常是异地分居，如果老人丧偶或离婚就独自居住，而老人的子女则在外地打工。

对农村老人而言，最大的担心在于，一旦自己卧床不起，儿女都要上班不可能有时间每天照顾，而花钱请护工成本又太高，这个时候，对老人来说选择就变得更少。

更大的现实问题还在于，子女缺少对老人的陪伴。

农村缺乏社会服务，例如送餐上门、日间照护、辅助生活设施和家庭护理等等，这些几乎都没有，这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也无法满足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

当下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2010年代初期，是我国第一波养老潮。首次婴儿潮（1950-1958年出生）人群于2010年前后逐步进入60岁，养老压力初步显现。

到了2022年进入高峰：第二次婴儿潮（1962-1975年出生）人口自2022年起大规模退休，形成“史上最大退休潮”，年均新增退休人员超2000万，这一趋势将持续至2030年代初。

老年人越来越多，经济保障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老人的积蓄，多半已经掏空为子女支付房、结婚等用途，而养老金的分配，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衡，尤其是对农村老人来说。

中国最低标准108元/月，山东188元/月，广东205元/月，但部分欠发达地区仍不足200元，难以覆盖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就导致约70%农村老人依赖子女赡养或务农收入，30%无养老金，医疗支出压力大。农村空巢老人比例超50%，子女外出务工导致日常照料缺位，孤独感与抑郁问题突出。

最重要的是，传统“养儿防老”模式受少子化冲击，“421”家庭结构（4老人、2夫妻、1孩）也进一步加剧赡养压力。

经济压力，成了压倒老人、儿女身上最后一块大石。

2025年的中国正站在人口结构剧变的关键节点。随着1962-1975年第二次婴儿潮出生人口全面进入退休年龄，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退休浪潮。这波持续十余年的人口更替，将重塑社会经济格局。

对许多甚至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不停的劳作”可能最能描述他们在农村的“非退休生活”。拥有养老金慢慢提高了农村农民工的经济保障，这也反过来凸显了退休储蓄在农村的重要性。

最终，在这波史上最大规模退休潮中，最直观的结构性问题，可能还是归咎于四个字：未富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