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 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1958年底，我从万县的一所民办中学退学，到社会上闯荡了一遭，当过各种临时工。大约过了一年，我向父亲提出，还是想回民办中学去读书。他答应了。1960年春季开学时，我就到学校去要求复学。虽然我只在初六一级炼过钢挑过煤，真正坐在课堂里还不到一个月便退了学，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多一个学...

毛泽东打着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唱着为人民服务的调子，在马列主义的红袍掩饰下大行暴君之政，将历史车轮拉回到封建奴隶制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场政治灾难，不仅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他在此前宣示的一切民主自由承诺全属谎言外，还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页页永远磨灭...

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八九岁时在合肥曾两次被强奸。1966年8月她自己去医院拔牙，雨中归途被一名解放军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另一次是巫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她在小学时，遭受歧视，屡被干部子女、红小兵欺侮凌辱；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头发、殴打，遍体鳞伤，甚至昏厥。

蔡队长连续开了四枪，吓得我魂不附体。最后蔡队长对我说：“这里是三岔路口，是队员出工收工必经之地，把你枪毙在这里，吓坏了他们。我要将你枪毙在那偏僻的地方。”我听说他今晚非枪毙我不可，两腿发软无力，站也站不稳，对蔡队长苦苦哀求道：“蔡队长，为了怕饿，偷点东西吃，不致于犯死罪嘛？” “不行！你犯的错误太大！”我感到讲好话行不通，只好横下一条心，准备一死了之。一想到劳动教养的折磨也实在难以忍受，死了也好，我胆也壮了，腿也不软了。

祸从天降1957年间，我由公安机关调至中共城南区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反右运动在全国及本市早已开展，直到10月28日城南区委机关才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领导又特别对我说：你是公安局调来...

在劳改农场的那段时间，我身高1.72米；而每月粮食定量只24斤，要应付强制性的体力劳动，显然是极其艰难的，因此经常处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中。回忆在龙骨沟劳动，已属强制性劳动；这还不算，龙骨沟又在这个队设置一个看押小组，也就是强制性中的高度强制。组长派曾经是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人担任。这...

读过杨显惠先生《夹边沟记事》人，都知道这个夹边沟劳改农场是一个人间地狱，它吞噬掉在这里改造的上千人的生命，恶劣的自然环境、高强度的劳动、管教干部的粗暴管理，特别是大饥荒时期的严重缺粮，是在这里改造的劳改人员死亡接近一半的主要原因。夹边沟劳改农场是全国众多劳改农场之一，因为高死亡率...

二劳改这一名称的由来二劳改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出于毛泽东的屯边政策。上世纪1951年的镇反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以及1958年的第二次肃反，除了被杀的以外，没有被杀的都被判了重刑，发配到黑龙江、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地区，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去开荒种地...

眼看患难中的姐妹们，在饥饿、劳累中一个个一天天地消瘦，而后又一天天“发胖”（全身浮肿），停止呼吸。我忙着收遗物累得死去活来，这个悲惨的景象真不堪回首。

2006年是文革的40周年。2007年是反右的50周年。我那年83岁。像吴祖光说的，我是生正逢时。我在1957年反右时被判刑劳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四川雷马屏农场的一名劳改犯。这个农场，挂的牌子是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但这只是他的企业名；他的官名，实际上是...

前言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

自述简历：丙子年生于北京，家庭虽无显赫门第，却亦不乏书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传统人伦教育。十八岁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阳谋之盛举，获颁赐右派分子封号。朝廷特为此类分子制订劳动教养刑律，遂于丁酉除夕与诸多北大学子同系狱，此后廿余年，服苦...

一本夹边沟惨案幸存者的口述，它不是文学小说，也不是戏说历史，赵旭先生没有对它进行再创作，但幸存者的口述者告诉我们：在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年代中，一个个应该有尊严的人，是如何变得比畜生还不如，如何变成鬼的

80岁的难友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员，因日记上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字，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沙坪整整呆了近二十年。我们先后在重庆、成都多次见面，相互谈起当年沙坪劳改农场往事时，仍觉怵悚惊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说，我是1958年3...